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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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彩绘观音立像，东魏，残高46.5cm
    观音头戴三叶冠（大部分已失），面庞圆润，胸平腹鼓，项系饰物，左手握玉环，右手持莲蕾，披披帛，穿璧相交，下垂至膝反折于手臂，向外自然下垂，跣足立于双瓣覆莲上，下为长方形基座。像身及基座等处有贴金遗存。背光后面用朱、墨等色绘思惟菩萨像。造像背后彩绘思惟像且保存较好，在定州白石造像中比较少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佛教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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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双观音立像，北齐太宁二年（562年）造，高45cm，宽26cm
    两观音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左面观音右手举至肩部，左手垂于腰际。右面观音动作正好相反。观音像身态自然，神情安宁。背面为舟型背光，背光上方有两飞天，手托方形宝塔，挺健飘逸，迎风飞舞。
    双观音像下为一长方形基座，高9cm、宽13cm、长26cm。其正面雕一博山炉，炉两边各有一狮、一弟子。基座两侧及背面阴刻铭文“太宁二年五月十五日，佛弟子吴子汉，为亡父造白玉像一躯，愿赐考与佛同会”。
    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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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妙香造思惟菩萨像，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高60cm
    思惟菩萨圆形头光，头戴三叶冠，宝缯自耳部下垂至肩，眉目清秀，表情温和。与东魏以前的造像相比，此尊造像的面庞已从长方形向圆形过渡，裙底边由方折变为弧线，更多地使用了阴线双勾，衣纹刻画渐趋简化，给人以淳朴自然之感。造像的基座为素面，依然存留东魏元象、兴和时期的遗风。基座背面刻发愿文：“天保二年四月廿五日，卢奴县人乐妙香敬造白玉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乳海大王，后为亡夫、亡者男女并及己身、现在眷属，伏为二途地狱，离苦得乐，愿法界众生，一时作佛。”
    “乳海大王”应是“渤海大王”之误写。据《北齐书·卷一》记载，北魏普泰二年，高欢“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即高欢。其子称齐帝后，追尊他为神武帝。--笔者注）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后又封为渤海王。自东魏始，权利的中心已从元魏移至高氏家族，皇帝成为傀儡，人们心目中只有大丞相、渤海王。民国初年定州所出东魏武定元年高归彦造像的铭文中便有为大丞相、渤海王祈福等内容。天保二年是北齐建立的第二年，为高欢造像更是名正言顺，这一作法不仅出现在王室皇族中，在平民百姓中亦然，此颇能反映出高氏在定州之影响力。称高欢为渤海大王而不称其为神武皇帝应是东魏时期习惯称呼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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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双卧造交脚弥勒菩萨像，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高47.5cm
    弥勒菩萨头戴三叶冠，系宝缯，身著袒胸衣，肩披披帛，下垂至座，项下饰物，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持莲苞状物，双腿相交，坐于覆莲座上，下有二帝释天相托。素面背光。底为素面长方形基座。基座刻发愿文：“天保二年五月一日，清信士女佛弟子张双卧为亡夫杨早造弥勒下生像一区，举高尺八，愿使亡夫舍秽讬生，得妙净果，并及眷属，居得常乐。”
    弥勒是佛教造像中的主要神祗之一，以交脚菩萨装形象出现多集中在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大型石窟中，北魏时期居多。但在河北定州一带，北魏时期的却较少，直至北齐时期才成为造像的主要题材之一，反映出河北定州地区弥勒信仰的独特性。该像1953－1954年出土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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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氏造白石思惟菩萨像，北齐，残高44.5cm，宽34.3cm
　　思惟菩萨头戴花蔓冠，修眉细目，面部丰腴，右手支颐，右腿抬起，左腿下垂呈半跏趺坐。左右雕刻龙纹双树及二胁侍，均残缺。尊像底部基座四面皆刻有图像：正面底层为双狮，狮头相对，卷毛，双睛突出，足前伸。中层双力士托炉，外侧为6名供养人，有的手持香宝子，有的从香宝子中拈香，供养人大小、姿势各不相同。上层中间为博山炉，炉外饰莲茎，二童子坐于莲花上，手中托桃状物，最外为二飞天、二力士。左侧底层为4名神王，神王右腿盘坐，左腿支撑，面似沙弥，头梳髻发，上身赤裸，下身著裙，双臂飞帛缠绕，从左向右依次为羊神王、鸟神王、火神王，另一神王所持之物不明，故不能判断其身份。中层为伎乐，有的吹排箫，有的双手持桴击鼓，有的双手击打腰鼓，还有的吹横笛，服饰与神王相同。上层为4名供养人，一名蹲跪在一佛龛边，外侧二名供养人手持香花，著世俗装，刻供养人名字。右侧底层为4名神王，自左至右分别为河神王、风神王、山神王和树神王。中层为伎乐，分持排箫、觱篥、笙和琵琶。上层的4名供养人与左侧相同，但佛龛移至一侧，亦刻有供养人名字。基座背面一供养人手持香花，刻有“刘元后妻张婴”、“朔卅日甲午”等字。此像内涵丰富，构图有序，为单体造像所罕见。此像于1953－1954年在河北曲阳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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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业等造释迦、多宝佛，北齐太宁二年（562年），残高35cm
    释迦、多宝二佛并列，皆一手施禅定印，一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身躯部分残缺）。二佛身后为一桃形背屏，下为长方形须弥座。像外侧有盘龙立柱及二胁侍（已残失）。基座正面中间为二地神托举博山炉，地神之间夹有兽面，其旁是二护法神，左侧为持骷髅的鹿头梵志，右侧为持鸟的婆薮仙，二者相对，半跏趺坐，身穿窄袖袍服，足著靴，护法神的外侧有狮子和力士各一。基座背面发愿文为：“大齐太宁二年二月十五日，佛弟子陈思业、弟僧会、比丘法巽、弟辉宾等，为亡□并祖亲、又为亡父□□母、己身眷属，敬造白玉释迦父母像一区，因沾斯得，愿令居家大小、亡过现存、七世先亡，往生西方无量寿佛国，又□兴康延，兄弟□□，共登正道，无边法界，一时成佛。”此白石造像出土于河北曲阳。
    有关鹿头梵志与婆薮仙之题材在与此件作品一同出土的两件白石造像上也可见到。一件为北齐思惟菩萨像，其基座题材与此件相同，鹿头梵志与婆薮仙头罩巾状物，著靴，形象较上述者更为清晰。另一件为北齐乾明元年（560年）释迦、多宝像，鹿头梵志与婆薮仙介于狮子和力士之间，侧身面向中间，双手持鸟与骷髅。鹿头梵志与婆薮仙形象在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及一些造像碑中均有发现，有些学者将其视为释迦的守护神，认为它是伴随释迦而出现的，但曲阳出土的石造像上鹿头梵志与婆薮仙却是与释迦、多宝及思惟菩萨等组合成一组。显然，其护法范畴应更为广泛。另外，其它地区的婆薮仙与鹿头梵志多为头发卷曲、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而曲阳所出3件虽著胡服，却是汉人形象，这也是此一题材的地方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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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雕杨天仁等造弥勒像，高33cm 　　弥勒身披“褒衣博带”式袈裟，下著女裙，袈裟下摆及裙摆覆座。衣裙之纹饰曲折，层次分明，即羊肠式回曲纹样。衣褶厚重，横断面呈三角形。佛头与背光上部均失，背光外层为火焰纹，内层为锯齿纹。 　　方形石座右、后侧面刻发愿文：“真王五年正月八日，上曲阳城内唯那杨天仁等二百人邑义为亡邑义造弥勒像一区（躯），上为皇家，下为受苦苍生见（现）存义邑同生净国，在生□□□佛□法，愿愿成佛，所求如意。”     此石像亦为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石造像中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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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马，北朝，高20.9cm
    马四足直立，头瘦长，系笼套，颈部系双带，胸前有花状饰物，可能象征铃铛。鞍鞯处饰障泥，障泥印刻精美的图案。
    北朝由于北方战争频繁，马的需求量大，对马的重视程度甚高。陶马的造型在沿袭汉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马头瘦小而长，前部略尖，马鞍及障泥等更注重装饰。此马设计巧妙，动感强烈，为此一时期陶马的典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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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陶高髻女立俑，五代南唐升元七年（943年），高49cm
　　女俑圆脸丰润，高髻，双手置于胸前。内着抹胸，外穿对襟大衣，衣外加云肩华袂，腰系丝带，长袖下垂，裳外微露出上翘的鞋头。
　　从其华丽的服装、雍容的气质分析，此女俑象征着一位地位相当尊贵的妇女形象。在塑造手法上，它继承了唐朝雕塑的优秀传统，如敷粉、施朱、面庞圆润等，依稀可见唐朝风韵。此女俑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昪的钦陵，所以其不仅是五代雕塑的珍贵遗存，也为我们研究南唐宫廷生活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铜鎏金观世音像，隋开皇三年（583年）常聪造，高18.5cm
    菩萨头微前倾，戴宝冠，宝缯垂肩。深目高鼻，面容端庄慈祥。脑后有插榫，原应有项光已失。右手上扬持杨柳枝，故又称杨柳枝观世音菩萨像，左手下垂提净瓶。菩萨颈佩项圈，身挂璎珞。披帛跨肩，一端由左肩绕腹缠右臂垂下，另一端从右肩绕膝缠左臂垂下。下身著长裙，裙腰外翻，跣足立于束腰仰覆莲圆座上。座下沿阴线刻铭文：“开皇三年岁次癸卯九月廿八日，佛弟子常聪为息明汪敬造观世音像一躯”。此像铸造精良，是隋代观世音像中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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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菩萨立像，隋大业三年（607年），高20.5cm
　　菩萨头戴花蔓冠，宝缯向两侧呈锐角下垂至肩部，面形略长，眉目低垂。披帛于腹前呈X形交叉后反折于肘复下垂，裙摆两侧略外侈。菩萨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愿印，跣足立于宝相覆莲圆形座上。身后头光为椭圆形火焰，身光附有雕饰莲花及荷叶等纹样的莲瓣纹头背光。背光顶端尖锐，边有郭。座为四足床趺，床趺正中有分铸组合的莲花、莲蕾雕饰，四足略外侈。床趺镌刻“大业三年四月廿三日佛/弟子/信都/旃通/为法界众生普/同利益敬造像一躯”铭文。该像造型精巧别致，极富时代特征，是六世纪时金铜佛造像中的主流形式像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