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市场的拐点与艺术投资的转型

今天已没有艺术家因为卖画而感到羞愧，更多的是为卖不出画而横生的烦恼。1992年，以“艺术走向市场”为旗帜的“广州双年展”背负着种种的骂名，《羊城晚报》1992年8月27日对艺术品“可能成为房地产及股票之后的投资热点”的预判在今天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010年，“限购令”成了这一年的关键词，“炒房”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而这丝毫遏制不了资本扩大收益的本性，追逐更大的收益是资本存在的价值。面对不温不火的股票市场，2010年之后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变得“亿元频出”。“亿元时代”成为了时代的流行词，它给诸多高价值的艺术作品带来了价格上的可能性，同时也在堵塞着艺术市场正常流通的渠道。艺术市场发展至今，除了我们在不断诟病的制度缺失及不完善之外，艺术市场始终都在扮演着奇迹的创造者与纪录的发布机。

A 艺术市场的拐点

无规则可以接受，但是无秩序绝对不被容忍。艺术市场也不例外。艺术市场与当代艺术有着相似性，虽然表面缺乏科学的统一界定，但其内部有着自成体系的评价标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市场中，艺术家鲜有人能够了解合同及认识到合同的重要性——它大抵不如将钱揣到腰包里来得实惠；在当代艺术市场史中，购买途径的单一不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画家卖画，买家买画，复杂的情形是在买卖者之间添加了经纪（介绍）人、画廊、拍卖行的角色；在购画者的圈子里，我们始终能听到一夜暴富、一幅画换一栋别墅的典型成功案例。新世纪以来，艺术市场就像这10年的艺术史一样充满着变幻的可能。首先，艺术家及艺术家服务者都已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著作权；其次购买艺术品不再是富人及投机者的专利，艺术品开始以开放的姿态来到更多的爱好者及投资者手中；再次，艺术品市场的透明化让暴富成为了泡影，艺术操作者们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用在艺术家及艺术品的学术建设中。但是，艺术市场最大的拐点还不仅如此，基金的介入改变了艺术市场的攻守平衡与不确定性，艺术市场由“钱——艺术品”的传统交易模式，转为了“钱——钱”的交易模式。

B 艺术基金不再是“儿戏”

自2003年摩帝富艺术资产公司募集了5只基金（摩帝富法人艺术基金、摩帝富亚洲当代艺术基金、摩帝富当代新锐艺术基金、摩帝富欧美现代艺术基金、摩帝富当代艺术基金），其已到期基金的收益率达30%以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曾梵志、周春芽、严培明、赵无极、朱德群等均在其主要关注的艺术家范围。除了我们熟悉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买卖关系之外，年收益率30%是我们最为陌生的数字，如何保证该收益率的实现乃至持续出现，其最主要的依托依然是让我们感到陌生的现代基金管理制度与风险控制机制。除了摩帝富艺术集团在中国深圳设立公司之外，中国的艺术机构、金融机构也在陆续参与艺术基金的发布，2011年3月证大集团与工商银行发售的“香花石——中国新绘画”艺术基金便是其中的代表，基金需在5年的时间有不低于70%的总收益才能使得客户劣后级的乙方获得持平。这一比率将会使得在操作每一幅画时需要有高于购买价几倍的销售额，才能保证总体的收益额。而艺术基金并非因为是艺术的基金就变得缺失监管与改变托管方式，在运作基金的过程上，这一些都与艺术无关，都不再是小买卖的“儿戏”。它不仅牵涉到艺术基金的操作，同时对艺术品的购买选择、运输、保管、出售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与目标，而财富拥有者一改过去直接购买艺术品、承担艺术品的诸多环节压力的状况，参与到艺术基金的购买中而非艺术品的购买，中间操作环节的省却，让投资者从资本直面资本。

C 艺术生态第三域

今年3月，泉州当代艺术馆在美国全球文化资产管理公司与艺术家蔡国强加盟下实施签约。无独有偶，在今年的7月份，成都首家当代美术馆——成都当代美术馆在成都诞生，而这一美术馆的建立与艺术家周春芽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首任馆长兼策展人吕澎策划的“典藏历史——中国新艺术”展览中，川籍艺术家不在少数。川籍艺术家、策展人在成都实现着资源的最大化，而这一结果是给成都的未来艺术家提供了平台，为成都的市民提供了文化平台。与北京具有一流的市场环境所不同的是，泉州、成都是这些功成名就艺术家的家乡，在这些地方发展当代艺术不仅容易被广大市民接受，同时有着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效果，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推进，这类城市将会持续增加。无形之中，它们在加速艺术第三域的发展，以成都为例，在2011年上半年便有成都当代美术馆、文轩美术馆、那特画廊等多家艺术机构成立，加之原先诸多艺术机构的存在，这个城市的当代艺术及市场变得活动频繁与人头攒动，《成都商报》等报纸开设大周末等艺术专题，不断地参与报道。与北京、上海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艺术活动偏向于年轻态与区域化，这里的艺术市场也更加地青春有活力。

D 艺术投资的转型

艺术基金无疑是艺术投资转型的表现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对青年艺术家的持续关注与低成本艺术活动的运作。与艺术基金需要控制风险所进行的稳健购买与一线操作所不同的是，新的风险投资出现在了年轻艺术家的身上与省会城市，“亿元时代”所带来的一线艺术品流通的堵塞，让更多的少量资金拥有者走上了“原始”的艺术品买卖中，“钱——艺术品——更多的钱”。当然，押宝未来是最具风险的事情，谁都无法拥有购买艺术基金那样的把握来描述自己所购买的青年艺术家作品是升值还是会贬值。正是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对升值的渴望，刺激着更多的人参与进“一夜暴富”的幻想游戏中，但与艺术基金不同的是，购买此类艺术品的人在艺术品的市场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输得起。今天的艺术市场刺激着年轻艺术市场的成长，同时也影响着艺术生态的发展，艺术村或者艺术区早已是进入艺术史的术语，但全国各城市的媒体都在不遗余力地为这一“新兴”艺术生态而呐喊助威，成都便是这类城市之一。从艺术家产出地逐渐转向于艺术聚集地，当然艺术市场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但鲜为所见的是“大牌”艺术家的展览举办，“80后”、“70后”成为这个城市的主角。与培养理性投资、完善艺术市场不同的是，艺术投资正在向培育新一批的一线艺术家与收藏家转变，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相同的是，在艺术第三域等新的艺术生态带动下，更多的投资者、艺术家愿意用20年、30年时间来面对自己的投资与艺术。

如前所述，从1992年到2011年，近30年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使中国的艺术市场机制走向成熟，最初处于定价体系之外的艺术品也逐渐成为稳定且有规律可循的金融产品，各种价值与升值体系都有了相对公开、透明的标准化运作方式，在信息壁垒前提下形成的初级艺术市场正在崩溃。尽管艺术品的价格依然水涨船高，但其中的水分正在被逐渐拧干，最终进入经济学案例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