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解放的欢乐和当家作主的幸福感。尽管，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曾有过“左”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毕竟赢得了百年来的国家的统 一、生活的安宁和生活的改善，这些，使得文艺，包括话剧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到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话剧发展达到一个高潮。 （一）歌颂民主革命的胜利 生活在新中国的人们，自然不能忘怀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献身的革命先烈，不能忘怀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功绩。因此，歌颂人民革命战争、歌颂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成为中国话剧最优先的主题。如《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保卫和平》等。 《战斗里成长》，胡可编剧。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戏，一部颇见艺术功力的戏。它最初诞生在战火之中，名为《生铁炼成钢》，经过演出和不断的修改，使之日臻完 善。它透过一家祖孙三代的反抗压迫剥削的命运，说明只靠个人反抗是不会成功的。相反，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使贫困的 人民得到解放。 在这类剧目中，气势恢宏，构思雄伟，造型突出、艺术概括深厚博大的是《万水千山》。该剧原名《铁流两万五千里》，取材于伟大的红军长征，编剧陈其通，就是 这伟大壮举的亲历者、幸存者。他以自身的体验，更带着满腔的血泪，站在历史的高度，把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写得惊心动魄，雄奇悲壮。 《万水千山》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营教导员李有国、副营长罗顺成、第一连连长赵志方等作为贯穿的主要人物，以红军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 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为每一幕的中心事件，艺术地概括了伟大长征的行迹。第一幕，先是点出遵义会议所确定的中央军事路线的正确性。第二幕，过彝族区则展现 红军民族政策的英明，也透视出红军民族工作的艰难。第三幕，在强渡大渡河时，红军的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得到形象的体现。第四幕，爬雪山，再经藏族 地区，再度揭示红军的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第五幕，写李有国的牺牲。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行程之后，红军不断牺牲，他们身无御寒衣，腹无充饥粮，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此刻，李有国的身体几乎到了生命的极限，伤口生蛆，头晕腹胀，先后昏厥三次了。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还鼓动着战友，给 他们讲故事，讲革命美好的远景，教战士如何辨认野菜，如何煮食皮带。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刻，他还指挥了一场战斗，打败了敌人的骑兵队。他临终前说的最后的 一句话是：“把马肉分给全军……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于此，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无私无畏、英勇乐观的革命英雄形象。 （二） 歌唱新中国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中国人民荡涤了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扫荡了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灾难，一旦当家作主，便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使新中国如快马加鞭，数年间，便是一片新的面 貌，一片新的天地。话剧，以其对时代的敏感，及时地创作出一些反映这种新面貌的剧本。如《刘莲英》、《六号门》、《龙须沟》、《考验》、《春风吹过诺敏 河》等。这些剧多表现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他们对新时代的感受，有些剧的作者就来自生产第一线。 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回来，看到新中国的新北京处处是新的面貌，他作为一个老北京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由衷地产生一种天翻地覆之感。于是，他写了 《龙须沟》。它透过北京城内一条有名的臭沟－龙须沟的变化，以及住在沟旁的一个小杂院内三户人家在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的鲜明对比，歌颂了共产党给北京人带 来的新生活，写出了北京人的新的精神面貌。 此剧，不但以道地的北京话，活现了这座城市的风情画面，更刻划出一群活生生的北京人的形象，如程疯子，程娘子，赵老头、王大妈、王二春、丁四嫂等。焦菊隐 的导演，发掘了此剧的诗意内涵，并让演员深入到大杂院里体验生活，使整个舞台上出现了“一片生活”风貌，显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色彩。由此，焦菊隐摸索到了 一条如何艺术地表现北京人生活，体现其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有效路径，奠定了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最初的基石。老舍，也因此获得北京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艺 术家”的光荣称号.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话剧界，于当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话 剧观摩演出大会。但是，1957年，即发生了所谓“反右派”运动，继之则是1958年“大跃进”。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曲折中，话剧界同样受到挫折，但仍然涌 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首先，是一批“第四种剧本”；其次，是《茶馆》的出现；再次，是一批优秀的历史剧，特别是《关汉卿》的问世；这些剧作标志着新中国话 剧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峰巅。 “第四种剧本”，是同“三种剧本”相比较而言的。“三种剧本“是指那些概念化地描写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剧本，而“第四种剧本”即指那些“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 ”的剧作。其主要的特色是，在戏剧观念上，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持反对态度的。主张写真实，敢于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人民内部矛盾。这些，与当时 文艺界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的理论是相呼应的。在题材选取上，主张打破框框，扩展视野，除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外，也应当写知识分子，写工农兵的 家庭生活、感情生活和个人生活。“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有：岳野的《同甘共苦》、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洞箫横吹》等。 《同甘共苦》，创作于1956年。作者写一个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孟莳荆与他的妻子华云、以及他的前妻刘芳纹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们悲欢离合的命运。显然，在题材上就有了突破。 孟莳荆与前妻刘芳纹是家庭包办婚姻，孟莳荆参加革命后，瞒着母亲同刘芳纹离婚。而刘芳纹仍然为他照顾老人，抚育着孩子。后来，孟莳荆同护士华云结婚。但 是，孟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他常年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和妻子，遂使华云同他的感情有了隔阂。恰巧，刘芳纹陪着刘的老母进城探亲，住到刘家，这更引起华 云的不悦。 刘芳纹已是农业合作社的副主任，孟得知后，还帮助她向省委反映问题，并同她回家乡作调查。一位名叫梁上君的记者，他曾一度追求过华云，当他发现孟和刘一起下乡，便造谣说他们同居。华云听了更为痛苦，于是提出同孟莳荆离婚。 最后，孟莳荆和华云在首长老帅夫妇的帮助下，消除了误会，重新和好。刘芳纹同合作社主任展玉厚结婚。 这出戏不但题材新颖，而且触及到干部的婚姻爱情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确，它较之那些粉饰现实、概念化、公式化的剧作，给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令人们的耳目一新，演出后受到专家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7年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 剧本三万字，写了三个“朝代”，时间跨度五十年，写活了七十个人物。它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浓郁的民族气派，浓重的历史含量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谱写出一部史 诗性的画卷。曹禺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龙活现，勾画出了戊戌政变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这是四十分钟的戏，也可 敷衍出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的手笔。” 谈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它的总导演焦菊隐。若是没有这样一位大导演，就不可能把这样一部戏树立在舞台上。焦菊隐从《龙须沟》开 始，就已经在探索着演剧民族化的道路。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他更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剧中来，并且找到把 它同斯氏体系融合，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他赞成“内心体验”，“逼真地再现生活”，但更追求戏剧诗的境界，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高度的艺 术概括。在他看来中国戏曲的精神和手段，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艺术途径，有着话剧必须借鉴的东西。在导演《虎符》时，他作了有理论准备，有计划的实验，取得了 经验。而在《茶馆》的导演中，他把这种探索推向一个极致。 《茶馆》透过一个北京茶馆的历史变迁和茶馆掌柜王利发的命运，以及环绕着茶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来折射出时代的动荡和社会的黑暗：这是必须埋葬的时代 和社会！第一幕，写戊戌政变（1898）后，清政府的腐败及其行将灭亡的征兆。第二幕，写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致使民不聊生。第三幕，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的统治，搞得北京城内特务横行，群魔乱舞，罪孽深重。 1958年，以田汉《关汉卿》的问世为标志，出现了一股历史剧的创作热，其特点是，一些老一辈剧作家纷纷执笔。如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 天》、曹禺的《胆剑篇》、丁西林的《孟丽君》、刘川的《窦娥冤》、老舍的《义和拳》、田汉的《文成公主》和朱祖诒的《甲午海战》等。这批历史剧，有些写得 相当精彩，演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称赞。 1962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周恩来、陈毅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其主要目的，是要缓解“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 以来的严峻的政治空气，解除戏剧工作者的思想负担，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样一种调适后，话剧创作又出现了一次高潮。其中一些剧目还获得文化部的奖 励。如刘川的《第二个春天》、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贾六等的《雷锋》、陈耘的《年青的一代》、阳翰笙的《三人行》、武玉笑的《远方青年》、丛深 的《千万不要忘记》、胡万春等的《激流勇进》、江文的《龙江颂》、蓝澄的《丰收之后》、赵寰的《南海长城》、所云平等的《东进序曲》等。 这些剧目的特点是，更突出革命理想的教育，更注重塑造革命英雄人物，艺术上比较成熟，人物刻划得比较生动；但或重或轻地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潮的影响。 被剥夺自由，被压制禁锢十年的话剧工作者，一旦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唤发出传统所固有的战斗激情和力量。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迅速创作出一批剧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于无声处听惊雷 以话剧为武器，戏剧家们把矛头直接对准“四人帮”，发起猛烈的进攻。如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多幕剧《丹心谱》、《于无声处》和《左邻右舍》等，或 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丑行，或含泪展示人民在“文革”中的种种苦难，或歌颂人们在惨遭迫害的险恶环境中同“四人帮”的英勇斗争等，这些剧目，显示了为过 去所没有的敢于面对矛盾的悲壮风格。 （二）社会问题剧的兴起 在思想解放的声浪中，剧作家以其锐敏的思想触角，敢于在剧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课题来，遂有社会问题剧的兴起。涌现出《报春花》、《救救她》、《权与法》等。 （三）《陈毅出山》 出于对“四人帮”残酷迫害老一辈革命家的愤慨，也出于对这些革命家的尊重和爱戴，于是一批歌颂他们的历史剧应运而出。如《转折》、《报童》、《西安事变》、《陈毅出山》、《陈毅市长》、《转战南北》、《彭大将军》等，塑造了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的崇高形象。 与探索剧伴行的是小剧场运动。 小剧场运动的特点是实验戏剧，往往具有先锋性。1982年，由高行健、刘会远编剧、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开启了新时期小剧场运动的先河。以其别开生面 的演出，受到戏剧界的重视。1989年4月，于南京举行了中国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演出了《绝对信号》、《童叟无欺》、《屋里的猫头鹰》、《火神与秋女》 等15台戏。并展开了对小剧场戏剧美学特点、意义的探讨。1993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在北京主办了“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学 术研讨会”，演出了《留守女士》、《热线电话》等十三台戏，推动了小剧场戏剧的发展，促进了对中国小剧场戏剧特色的探讨。 这一时期话剧的最突出的特色，也是最突出的成就，是由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话剧舞台绚丽多姿，五彩缤纷。各种题材，各种样式，以及各种风格的剧目展现在话剧的百花园中。 （一）儿童剧的蓬勃发展 在戏剧的百花园中，儿童剧是一株幼苗，但经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使之蓬勃发展。1976－1982年，是儿童剧最辉煌的阶段。打倒“四人帮”即出现了第一 次高潮，涌现出《报童》、《童星》、《奇怪的101》、《喝延河水长大的》、《寒号鸟的秘密》等。而1982年首届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又掀起一次创作演 出的热潮，出现了《五（二）班日志》、《甘罗十二为使臣》、《飞吧，海燕》、《远山红叶》等。80年代中期，儿童剧处境艰难，但也推出了《特殊夏令营》、《回声》、《皮皮鲁和吹牛大王》等。直到80年代末又趋向高潮，出现了《魔鬼面壳》、《红蜻蜓》、《少年周恩来》和《迷宫探险》等。 （二）军旅戏剧之花 军旅戏剧是中国话剧中最具实力、最有自身特色、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方面。以1990年为例，全军话剧艺术团体，创作演出了140部剧作，其中三分之一在全 国全军各种评奖中获奖。20年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一批优秀的剧作。反映当代战争的，如《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血染的风采》等；反 映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如《决战淮海》、《中国，1949》等；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剧作，如《天山深处》、《宋指导员的日记》、《强台风从这里经过》、《大趋势》、《天边有群男子汉》、《天边有一蔟圣火》、《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等。 （三）活跃的兄弟民族话剧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话剧之花也盛开在各民族的文艺花园里。新时期以来，由于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提高，兄弟民族话剧也十分活跃。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 目，如《布达拉宫风云》（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演出）、《女村长》（宁夏回族自治区话剧团演出）、《没毛的狗》（吉林省延边话剧团演出，李忠勋编剧）、《旗 长，您好！》（内蒙古自治区话剧团）等，一批获文华新剧目奖的优秀作品。 （四）历史剧的开拓 新时期的历史剧有了新的探求和开拓。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寻求历史和现实的新的契合点，如《秦王李世民》、《唐太宗与魏征》、《王昭君》、《大风歌》等，都企图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艺术呈现中，寻找到同当代生活相通的思想和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曲出国演出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话剧几乎难得走出国门，大概同样是语言的原因。而新时期话剧出国演出，是越来越多了。最早出国 演出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由徐晓钟导演的易卜生名剧《培尔·金特》，赴挪威演出。在易卜生的故乡，他们的表演得到挪威专家和观众的首肯。这也打破了话剧不好 出国演出的迷信。 1986年我国举行了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展开。共演出26台戏，其中8个剧目9台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有两 台演出）是首次在我国上演。这次演出质量之高，形式之多样，标志着我国演出艺术进入了新的阶段。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剧目有：《驯悍记》两台、《李尔王》 三台（含改编的《黎雅王》）、《威尼斯商人》、《理查三世》、《爱的徒劳》、《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终成眷属》、《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奥赛 罗》等。它在中国卷起一股莎士比亚戏剧旋风，盛况空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