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导演和电影理论家简介

卓别林，C.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英国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剧作家，作曲家。1889年4月16日生于伦敦,1977年12月25日卒于瑞士沃韦河畔科西耶。父母都是游艺场的歌唱演员。5岁时曾代替母亲登台演唱。6岁丧父,母亲失业，卓别林与同母异父的哥哥流浪街头，一度被送进孤儿院。后来两兄弟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里演唱、跳舞和干各种杂活。

1913年,卓别林随卡尔诺哑剧团去美国巡回演出,被启斯东电影公司制片人兼导演M.塞纳特看中。1913年末，卓别林与启斯东公司签了为期一年的合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电影生涯。每周拍摄一部只有一本的喜剧片。1914年2月28日,头戴圆顶礼帽、足登大皮靴、手持一条竹手杖、走路象鸭子的小流浪汉夏尔洛的形像首次在启斯东喜剧片《阵雨之间》中问世，成为独树一帜的卓别林喜剧电影的主要形像。从1919年开始独立制片，一生共拍摄了80余部喜剧片，其中重要的有《淘金记》（1925）、《城市之光》(1931)、《摩登时代》(1936)、《大独裁者》(1940)、《凡尔杜先生》（1947）、《舞台生涯》(1952)等。这些影片标志着卓别林从一个普通的人道主义者到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和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成长过程。

由于卓别林一贯对小人物、失业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在二次大战期间大声疾呼开辟第二战场，因而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52年9月,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下令对他进行调查，并不准他再入境,他遂定居瑞士,直到去世。在定居瑞士期间，他拍摄了无情揭露和嘲讽麦卡锡主义的《一个国王在纽约》(1957)。1967年，卓别林拍摄了他最后一部影片《香港女伯爵》,由M.白兰度和S.罗兰主演,这是一部失败的闹剧片。

1972年，卓别林重返好莱坞，接受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因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所作的不可估量的贡献”而授予他的艺术成就奖。197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爵士封号。

萧伯纳曾称赞卓别林是“电影界独一无二的才子”。确实，卓别林才华横溢，旷世稀有。他不但擅长表演，而且胜任导演、编剧，还能作曲配乐，演奏多种乐器。他的大部分电影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作曲、自己指挥的。卓别林在艺术领域内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在世界影坛上被雀为是集作家、导演、演员、作曲家和舞蹈家于一身的伟大天才。

天才来自勤奋。渴求知识是卓别林的—个重要特点，善于学习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当他蜚声影坛后，仍然十分虚心，不仅向书本学习，而且向社会学习，向普通人求教，他说他的老师遍及各行各业，有裁缝、卷烟工、拳击师、堂倌、司机……。

卓别林有广阔而深厚的生活基础，他的许多作品，其题材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巴黎一妇人》就是在他同一个巴黎上层社会的交际花打交道后创作的。又如，他听到有个从农村来的健壮小伙子，被大工业所吸引，在传送带装置下干了四、五年，后来竟精神失常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使卓别林很激动，就构思成了《摩登时代》。

卓别林在喜剧的夸张表演艺术方面，具有充分的生活依据和丰富的内心活动。他的面部表情和眼神特别生动细致。具有非凡的表现力，并能启发诱导他的合作者。卓别林的无声片，继承和发扬了英国哑剧的优良传统，在世界影坛上首屈一指。他的有声片也由于哑剧因素的影响，具有台词简练、主要通过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特点。

观众为卓别林的精湛才艺叫绝，但又有谁知道他为掌握各种技艺吃了多少苦头呢？就拿拍摄《马戏团》来说吧，为练基本功，卓别林特地组织了一个马戏班，每天象真正的杂技演员那样刻苦训练。在拍片过程中，他还曾被猴子咬伤过。但是，观众终于从银幕上看到了夏尔洛走绳索走得象专业演员那样地熟练。

卓别林原先不会作曲，为了亲自给《城市之光》配上音乐，他花了三个月时间专门学作曲。后来，他的电影中的音乐都是自己创作的。

卓别林一生共拍摄了八十多部电影。人们问他怎么能编出这么多的故事，而且每部片子里又都有这么多新鲜别致的情节?卓别林回答说，这是不断用脑子想出来的。应该说，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多想”确实是他成功的重要秘诀。他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经过不断地努力苦思，直到令人发狂的程度而产生的。你必须能够长期熬受痛苦，而且满怀热情。”他有苦思冥想的习惯，这种习惯使他的脑子交得非常敏锐，极其普通的事物就能激起他的创作欲。一天，他在道具室偶然看见一副高尔夫球棒，马上来了灵感——流浪汉玩高尔夫球！于是创作了《有闲阶级》。又有一次，他到剧院观看舞蹈表演，演出结束时，一个演员领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出来谢幕。这个演员本人并无特色，而那个孩子却表现出一种非常可爱、非常突出的性格。小男孩的形象一连几天停留在卓别林的脑海里。他忽然想到，可以拍一部夏尔洛和孩子的电影啊！一幕幕剧情立刻在他眼前掠过……他无法抑制奔腾的创作激情，马上去把那个小演员找来。后来就拍摄了《寻子遇仙记》。还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幅立体风景照片，拍的是一长列勘探金矿的人，正在攀越那冰封雪冻的山峦。这张照片立刻激起他的想象，各种离奇的故事和喜剧动作随即在脑海中纷至沓来。《淘金记》最初的创作动机就这样产生了。

当然，卓别林的创作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他常常因为其一情节处理得不满意而停止工作，一个人躲开大家苦思苦想，吃不下睡不好。但当他一旦考虑成熟，就又精神百倍地投入工作，一连几天不睡觉，全力以赴，一气呵成，那股劲头使周围的人都不免为他的身体而担心。

卓别林的工作神速，早期能在一个月之内拍出六部短片。后来拍摄长片，速度也非常惊人，《凡尔杜先生》仅用了十二个星期；《舞台生涯》只花了五十天(其间，他还病了几天)。每拍一部片了，卓别林事无巨细样样都亲自抓。他不但是编剧、导演、演员、作曲者，而且是舞蹈设计师、服装设计师、化装设计师，还是制片人、剪接人。

在摄影棚里，他常常从口袋里掏出张小纸，上面是他在不眠之夜心血的结晶：有对剧本主题的阐述，有新增加的一些有趣场面，有对布景、道具和服装提出的新意见。

每天拍完片，他来不及卸装，带着一脸油彩就跑进试片室，看这一天拍成的样片。

卓别林十分爱护自己的影片，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保存在特制的盒子里，以防止损坏，所以他的影片至今还象刚拍摄时那样崭新。为了服从整体或为了让发行商通过，他时常忍痛剪下一些镜头，它们的精彩程度往往要胜过来剪下的部分。据他的儿子小查利．卓别林说，他的父亲很好地保存了剪裁下来的全部镜头。世界各国的观众都会为此而高兴的。

在工作中，卓别林对每一个演员、职员的要求都很严格。某个镜头稍不满意就要重拍，而且显得脾气很大，让人有点害怕。但一到休息时，他马上又变成一个活宝，一会儿演奏一首钢琴曲，一会儿表演一段滑稽戏，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善于启发演员，通常是妙语连篇，情趣横生。他的合作者都说，同他一起工作是巨大的享受。在《香港女伯爵》中扮演女主角的意大利明星索菲姬·罗兰曾对卓别林说：“您教会了我一切。……您教给了我同时用我的身体、思想和心灵来表演的艺术。”她向记者谈到，她同卓别林一起工作的日子，是“在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下”生活的三个月。

卓别林还善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他的早期影片中女主角的扮演者爱德娜·潘维安丝、《寻子遇仙记》里的小演员贾克·柯根、《城市之光》里的“盲女”浮琴妮亚·契丽儿、《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里的宝莲．高黛以及《舞台生涯》里女舞蹈家的扮演者克莱尔·勃格姆，都是在卓别林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成为优秀演员的。

总之，卓别林一生辛勤劳动，对世界电影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卓朗林名震全球，同样也深受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早在1915年9月，他的喜剧短片就开始在上海上映。二十年代初，卓别林的电影在我国已经广为流行。上海的报纸几乎每天都登有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广告，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他为“滑稽大王”、“快活大王”。1930年5月，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到美国演出，会见了卓别林。两位艺术大师一见如故，合影留念，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1936年春，卓别林到远东旅行，路过上海作了短暂的逗留。他会见了老朋友梅兰芳，还观看了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主演的京剧《双胶奇缘》，演出结束时，卓别林到后台看望马连良，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场称赞他的演技。

卓别林自己是一个出色的哑剧演员，而哑剧的表演与京剧的表演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所以他十分欣赏京剧，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洗练而完美的艺术。

1954年夏，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开会期间，会见并宴请了卓别林。宾主进行了亲切的、无拘无束的交谈。周总理笑着说：“四十年前，我就在银幕上认识您了。”他还向卓别林介绍了共产党凯旋进入北京城的盛况，谈到横贯整个中国的著名长征。这时，卓别林开玩笑说：“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接着他说：1936年他曾到过上海，亲眼看到在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他表示希望有机会来看看新中国。周总理热情地请他访问中国，卓别林欣然接受了邀请。宴席上宾主频频举杯，互致良好的祝愿。卓别林说，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他说，他到过许多国家，无论走到哪里，那儿的人们就学他的鸭子步来表示欢迎。说着，他站起身来表演了几段鸭子步。顿时，宴席上响起了欢乐的笑声。卓别林很喜欢中国的茅台酒，称赞说：“这才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啊！”散宴时，他希望能带一瓶回去作纪念，周总理当即送给他两瓶。长达七个小时的愉快会见结束时，周总理和卓别林合影留念。送走卓别后，周总理深情地说：“卓别林为人正直，正象他在电影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他不愧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

卓别林对我国的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题。他在家中珍藏着许多中国的书画和玉刻。他很喜欢我国的古典小说《西游记》，曾建议好莱坞的朋友来改编、拍摄这部作品。1954年，在看完我国的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后，他感动得流下眼泪，对我国记者说：“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又说：“你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希望你们充分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你们的成就会吸引整个世界。”1955年，中国艺术团到巴黎演出，卓别林专程坐飞机赶去观看。1956 年，中国木偶艺术团赴欧演出，卓别林看了以后也推崇备至。

爱森斯坦，(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电影艺术理论家、教育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艺术家,艺术学博士、教授。1898年1月22日生于里加,1948年2月11日卒于莫斯科。1920年到莫斯科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剧院工作。他以美工师和导演的身份参加了根据J.伦敦的小说改编的话剧《墨西哥人》的演出。1921～1922年，他进入由B.梅耶荷德指导的高级导演班学习。1922年，在《左翼艺术战线》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纲领性的美学宣言《杂耍蒙太奇》，引起了长期的争论，并对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森斯坦在1924年转入电影界，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罢工》(1925)被《真理报》看作是“第一部真正无产阶级的影片”。他用“杂耍蒙太奇”、群众场面、类型演员、外景拍摄代替了先前电影中一般的“情节”、个

别主人公、明星表演和布景，体现了他的纪实风格。影片《战舰波将金号》(1925)进一步发展了《罢工》的思想主题倾向和美学原则。影片塑造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的综合形像。影片中的石狮子、敖德萨阶梯等等一系列场面，成为世界电影的经典。在1958年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上，《战舰波将金号》被评为电影问世以来12部最佳影片之首。

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他接受了拍摄影片《十月》的委托。在这部影片中，他使用了理性电影的原则。不仅再现了1917年 2～10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且揭示了这些事件的含义。1950年，该片配上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重新走上了世界银幕。1928年以后，他又继续完成了被《十月》中断了的影片《总路线》，修改后以《旧与新》(1929)的片名上映。这是苏联第一部表现农村合作化的影片。

1929～1932年他同摄影师Э.К.基赛、助理导演Г.В.亚力山大洛夫一起出访欧美。他在法国拍了一部短片《感伤曲》(1930),试验了声画对位法。1932年在美国作家U.辛克莱的资助下，去墨西哥拍摄了纵贯墨西哥2000年历史的史诗片《墨西哥万岁》。在这部影片中，他探索了单镜头画面的运动、节奏及结构。这部影片的 8万米底片在爱森斯坦生前始终未送到莫斯科。许多人根据它的材料剪辑成《墨西哥风暴》、《悲惨的狂欢节》等10余部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直到1979年，经各方努力，有6万余米胶片集中到莫斯科,由名导演、爱森斯坦当年的助手亚历山大洛夫剪辑成完整的影片，在1979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金质奖。

1932年回国后，他在莫斯科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他制定的导演实习课方法，为电影导演的教学打下了基础。

他在拍《亚历山大·聂夫斯基》(1938)时，将影片的叙事结构同古老的传说、民间故事联系起来，将影片的映像处理同古俄罗斯的壁画及建筑艺术交织起来，又将这两者同普洛科菲耶夫的音乐进行对位的或对应的结合。其中冰湖大战一场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3集片《伊凡雷帝》(第一、二集,1945，第三集未完成)是他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在对伊凡雷帝的解释上他从А．С．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汲取了灵感，而在结构上则借鉴并超越了世界经典艺术家们的经验。这部多声部的影片，特别是近卫兵宴会的场面以及第二集的声音色彩蒙太奇，都使它成为世界电影的高峰之一，并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爱森斯坦的电影理论，在影片的总体结构、蒙太奇、声画框架、单镜头画面的结构、色彩以及电影史等领域，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此外，他关于艺术激情的本质、艺术方法、接受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也在他的理论遗产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苏联出版了《爱森斯坦文集》（6卷）；世界各国的电影界对他的艺术理论都给以相当的重视。

巴赞，A.(1918～1958)法国电影理论家、影评家。1918年4月8日生于昂热，1958年卒于马恩河畔布里。1943年开始从事影评工作，后相继担任《法国银幕》、《精神》和《观察家》等杂志的编辑，50年代初创办《电影手册》，担任主编。巴赞主张真实美学，反对唯美主义，他创立了电影写实主义的完整体系。电影影像的本体论、电影起源的心理学和电影语言的进化观是这个体系的哲学、心理学和美学依据。巴赞认为，电影的基础是摄影，而摄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电影的发明满足了人类自古以来用逼真的摹拟物替代外部世界的心理愿望。巴赞提倡按照镜头一段落和景深镜头的风格拍摄影片，贬抑蒙太奇的功能，强调单个镜头自身的涵义和表现力，反对利用蒙太奇手法随意分切、编排和组接镜头，从而破坏镜头的时空统一性。巴赞鼓吹“透明”电影，即任何技巧不显形迹的电影。巴赞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敏锐地觉察到这个电影流派的重大美学意义，系统地概括了它的艺术性能。巴赞的主要论著收入论文集《电影是什么？》（4卷本）,他的电影写实主义理论体系对50年代西方电影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实际上他是法国新一代电影导演的精神领袖，新浪潮影片正是他的理论的实践。

70年代，在西欧兴起的电影符号学对巴赞的电影观念提出全面挑战，批评巴赞的理论是纯粹的“理想主义”。

黑泽明（Kurosawa Akira） (1910～　　)日本电影导演。1910年 5月23日生于东京。曾有志于绘画，1929年参加日本普罗美术同盟，1936年被录取为照相化学研究所制片厂助理导演。师从山本嘉次郎后，1938年升为副导演组组长。1939～1941年与山本合作拍摄影片《马》,他自己还写作了7部剧本，其中《青春的气流》、《航空兵的凯歌》两部拍成影片。1943 年，他成功地把富田常雄的《姿三四郎》改编、拍摄为电影，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第2年他的第2部影片《最美》问世，颇获好评。《无愧于我们的青春》(1946)是一部矛头指向军国主义的作品,被评为当年10部最佳片的第2名。1949年摄制的《野狗》获10部最佳片第3名。1950年,继《丑闻》之后,他拍摄的《罗生门》,获1951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1951年,他与人合作尝试改编拍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失败。此后，黑泽明着力对影片主题和电影技巧认真推敲,约请了4位作家共同执笔编写剧本《活着》，拍成电影后被评为1952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首。

1954～1970年，黑泽明的作品有《七武士》(1954)、《活人的记录》(1955)、《蛛网宫堡》（1957，据莎士比亚《麦克白》改编）、《底层》（l957,据高尔基《底层》改编）、《暗堡中的三恶人》(1958)、《坏蛋

睡得最香》（1960）、《保镖》(1961)、《椿三十郎》(1962)、《天堂与地狱》（1963，据E.麦克贝恩原作改编）、《红胡须》(1965)、《电车声》(1970)，都获得很大的成功。1969年，他与名导演木下惠介、市川□、小林正树成立了“四骑会”。

1971年12月,黑泽明因创作苦闷自杀未遂。直至1975年才重振旗鼓，为苏联拍摄《德尔苏·乌札拉》，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1980年完成《影子武士》，另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1985年，他拍摄了根据莎士比亚《李尔王》改编的影片《乱》,除情节而外,内容和形式都是日本的。黑泽明还曾获 1965年朝日文化奖，1966年菲律宾的麦克赛赛奖,1971年获南斯拉夫红旗勋章,1976年11月被日本政府选为文化劳动者并授予勋章，1984年 5月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勋章。

罗姆，(1901～1971)苏联电影导演、编剧，苏联人民艺术家。1925年毕业于国立高等艺术技术学院雕刻系。1929年进入电影界任编剧，后任导演助理。1934年他独立导演了第一部影片《羊脂球》（根据莫泊桑同名小说改编），是苏联无声电影时期改编外国作品的成功之作，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以后他导演的影片有表现革命斗争的《十三人》(1937)。1937～1939年他导演了表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事迹的《列宁在十月》等影片，在银幕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导师的形像。以后他导演的影片

有《理想》(1943)、《第 217号人》（1945，获斯大林奖金）、《俄罗斯问题》(1948)、《秘密使节》（1950，获斯大林奖金）、《海军上将乌沙科夫》(1953)、《军舰冲击堡垒》（1953）、《但丁街凶杀案》（1956）等。1962年，他根据“思考电影”的观念拍摄了影片《一年中的九天》，表现几个研究核物理的科学家的工作、生活和对世界的思考。这部影片在1962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大奖，并于1966年获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瓦西里耶夫兄弟奖金。1966年他又导演了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主义》，影片探讨了法西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罗姆还长期在电影学院任教，培养了不少青年导演。他还从事理论著述，著有《文学与电影》、《电影剧作讲话》、《简论蒙太奇》等。他曾两次获得列宁勋章，并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和其他奖章。

西班牙电影大师佩德罗·阿莫多瓦

1949年9月24日，佩德罗·阿莫多瓦出生在西班牙南部拉曼彻地区的一个名叫 Clzada de Calatrava的小镇上。由于父亲的贩酒事业经营不善，阿莫多瓦的童年过得十分贫苦。八岁时，他随家人搬到艾克斯杜雷马杜拉省，并在那里进入教会学校学习。糟糕且专制的教育制度和被神父性侵害的经历，使得少年时代的阿莫多瓦就对宗教产生疑惑并最终丧失信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迷恋电影，同时电影也给了他最大的安慰。

十六岁那年，阿莫多瓦放弃了进入修道院大学的机会，离开家乡，孤身一人前往马德里，心中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马德里去学习并拍摄电影。但当时在佛朗哥的强权政策下，国立电影艺术学院已经被迫关闭。因此阿莫多瓦也只能一边靠打工维持生计，一边自学电影的基本理论。尽管60年代仍然是佛朗哥独裁当道的时期，但来自外省的少年阿莫多瓦还是深深地爱上马德里这座充满文化和自由气息的城市。不久后，阿莫多瓦在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得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但使阿莫多瓦积攒购买了一架超八摄影机，开始拍摄一系列家庭手工式的地下电影作品，而且让他接触到西班牙众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正是他们的悲伤和快乐，为阿莫多瓦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素材和灵感。阿莫多瓦在国家电话公司整整工作了12年，在这12 年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固定的生活模式。白天为众多客户工作服务，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而在晚上和休息日，他就开始了多彩的创作生活。除了写作拍摄超八厘米短片外，阿莫多瓦还为地下刊物创作小说和漫画，参加业余剧团的演出，甚至还组织了一支戏谑模仿他人作品的朋克乐队。

1975年，统治西班牙近半个世纪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阿莫多瓦的创作在这个刚刚重享自由的国家里展现出人们已经少有的激情。在适逢西班牙民主过程最高潮的1980年，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佩比、露西、伯姆和其他姑娘们》一经公映，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影片大胆尖刻地以黑色幽默的形式讲述着西班牙社会中的性、暴力和变态，同时也赞美着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爱情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欢娱和快乐。阿莫多瓦在此后的《激情迷宫》、《黑暗的习惯》和《为什么我命该如此》等80年代初期作品中，以尖锐的目光、戏谑的手法、饱满的激情批判着专制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没落腐朽的道德体系，充分展现出西班牙人民被压抑了四十多年的地中海式的自由精神。在西班牙，这些影片受到了广大观众格外的青睐和钟爱，因此阿莫多瓦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内涵，而且商业上也有着强大的号召力。

1986年，阿莫多瓦推出了半自传式的电影《欲望的法则》，这部大胆而刺激的作品除了受到广泛注意外，还顺利地打开了他在美国的电影市场。随后，他创建了自己家族的电影企业“欲望无限”公司。在80年代西班牙电影工业受到美国巨大冲击而严重衰退的时候，由该公司出品的阿莫多瓦作品却都能屡创佳绩。1987年的《濒临崩溃边缘的女人》、1989年的《捆着我、绑着我》和1991年的《高跟鞋》都是西班牙电影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这些电影绝非阿莫多瓦向商业献媚的滥俗之作，都是在保持其独特个人风格的同时，深刻地把握有关人性的主题，因此具有感染更多观众的普遍意义。80年代末期，阿莫多瓦在迎来自己艺术创作高峰的同时，他也成为西班牙全国上下宠爱的“电影国宝”以及欧洲最具国际意义和票房号召力的电影大师。

进入90年代，阿莫多瓦丝毫没有放慢创作的脚步，怪异讽刺的《奇卡》、朴实细腻的《我的神秘之花》、激情澎湃的《颤抖的欲望》及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部深刻感人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都验证出这位大师旺盛的创造力和处理不同题材影片的卓越才华。

从最早的一部《佩比、露西、伯姆和其他姑娘们》到最近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的20年中，阿莫多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电影风格和电影美学。在其作品热闹而绚丽的外表下，阿莫多瓦一直冷静地关注着这个世界，他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社会的阴暗角落，从中感悟人性的力量与缺憾，一面以最直接的手段表白着人类的爱恨和情欲，另一面激进地鞭挞着种种传统而腐朽的“社会道德”。与其他男性导演不同，阿莫多瓦始终关注着女性，他以一种理解和关怀的姿态，细腻温情地刻画着女性敏感的精神世界。在阿莫多瓦的作品中，女性生活在枯燥无味的现实中，孤独而寂寞，丰富的感情和美好的梦想无所寄托，只能坚强地在绝望和痛苦中挣扎和反抗。他在对女性的善良天性和她们之间的无私友谊进行极力赞美的同时，毫无掩饰地批判了那些懦弱、虚伪并且对女人造成极大伤害的男人们。除了特别热中女性题材，阿莫多瓦还是一个敏锐的社会学家，宗教、凶杀、毒品、偷窥、家庭暴力、婚外恋、同性恋、变性、媒体侵犯隐私等各种社会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展示。由此可见，在阿莫多瓦那些看似荒诞的情节背后，隐藏着生活巨大的真实。

从电影的表现形式来看，阿莫多瓦在以沉重、晦涩著称的欧洲艺术影坛树立了自己个性鲜明的旗帜。他以嘲弄、戏谑的姿态，肥皂剧甚至闹剧的形式，面对每一个普通观众，讲述着一个个怪异可笑但发人深省的通俗故事。在阿莫多瓦的故事中不但有卡通般鲜明个性的人物，戏剧式的矛盾冲突，更有诸如凶杀、绑架、性场面甚至变性人等各种刺激观众的商业因素。加上他所特有的西班牙式的黑色幽默，使观众在品尝现实、感悟人生之余，增添了一丝或欣喜或苦涩的微笑。这些都使得阿莫多瓦的电影在具有深刻、严肃主题的同时，又存在着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而谈到他作品中的电影美学，就必须注意他那独树一帜的电影色彩。观众们第一次接触阿莫多瓦的作品都会为他那些艳俗而缤纷的色彩搭配所惊讶。如以传统美学评判，这些色彩的运用实在肤浅且不相协调。而阿莫多瓦这种对色彩看似恣意的使用恰恰一方面与他影片中狂野混乱的情景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西班牙人民对绚丽色彩和生命与激情的钟爱。阿莫多瓦在影片中精心设计搭配着那些鲜艳、夸张的色彩，并赋予它们不同意义的象征。红色是阿莫多瓦电影最明显的标志，它象征着生命的动力、对爱情的渴求和不可抗拒的情欲，更是女性形象的代表。因此，在《濒临崩溃边缘的女人》、《高跟鞋》、《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等重要作品中，红色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影片的布景上，阿莫多瓦也格外注意色彩的搭配，就连家庭的室内装饰都令人难以想象地运用了各种鲜艳的颜色，除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外，更隐喻着看似平静的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怪诞的问题。

阿莫多瓦在少年时代曾经这样描述过电影对他的意义：“电影就好象一扇梦幻的窗户，我很确定我从中看到的世界比我生活的世界更为有趣。”阿莫多瓦，这个西班牙电影梦幻的编织者正保持着饱满的激情和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以更为成熟、更具个性的手法，用更浓重瑰丽的色彩描绘着人类的情感与欲望，创作着观众们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1980年　　《佩比、露西、伯姆和其他姑娘们》

1982年　　《激情迷宫》

1983年　　《黑暗的习惯》

1984年　　《为什么我命该如此》

1985年　　《斗牛士》

1986年　　《欲望的法则》

1987年　　《我真的还是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还有前年夏天》

1988年　　《濒临精神崩溃的女人》

1989年　　《捆着我，绑着我》

1991年　　《高跟鞋》

1993年　　《奇卡》

1995年　　《我的神秘之花》

1997年　　《颤抖的欲望》

1999年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法籍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

1996年3月13日，法籍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于巴黎病逝。他的死讯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开，各个角落的电影工作者和影迷同为之一哭。尤其是在他的母国，这条消息占据了大小报刊的头版，波兰电视台决定于次日播放《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和部分《十诫》。电影评论家和制作者举行了悼念活动，追忆基耶斯洛夫斯基及其作品。几年后的今天，基耶斯洛夫斯基非但没有被世人遗忘，当年他鲜为人知的作品甚至还打入了流行电影的排行榜。但是，当你避开喧嚣的人群，静静重温《蓝》，《白》，《红》三部曲的时候，也许才会明白，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位电影大师，更是一个挚友，一位精神上的引领者。

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 年6月27日出生于华沙。1957至1962年间，他在专业学校学习戏剧技巧；而后的四年，就读于由当时的先锋艺术家创立的洛兹电影学校修导演课程，毕业作品是纪录片《来自洛兹城》(From the City of Lodz)。六九年，凭借纪录片《照片》(Photograph)，年轻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登上电视舞台，开始了他的纪录片生涯，捕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如何在生命中克尽其责地扮演自己”。其间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关于1971年什切青（波兰港市）罢工事件的《工人的七一年》（Workers′71)，而另一部纪录片《初恋》（First Love)1974年在克拉科夫举办的国际短片节上夺得金龙奖桂冠。他曾一度在WFD纪录片工作室工作，七四年加入Tor电影制作组。

后来，他对记录片的局限性产生了不满，发现“摄影机越和它的人类目标接近，这个人类目标就好象越会在撮影机前消失”。或许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实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的时候会把门关上。”于是在拍了十余年纪录片后，他逐渐转向了发挥空间更大的故事片领域。

七五年，他为电视台制作了他的首部故事片《人员》，这也为他赢得了德国曼海姆电影节上的第一个奖项。七六年，他为影院制作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生命的烙印》上映，获得莫斯科电影节大奖，同时奠定了他在波兰电影界“道德焦虑电影”学派灵魂人物的地位。但当他对社会主义事业中个体的存在状态继续深入探讨时，各方面的压力却滚滚而来。如他的下一部片子《盲目的机遇》在八一年11月军事法公布后就惨遭禁映，直至八七年才重见天日。在他最沮丧的时候，碰到了此后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位合作伙伴，政治诉讼律师皮耶斯也维奇（Krzysztof Piesiewicz）。当时基耶斯洛夫斯基正准备拍一部政治审讯的纪录片，便向律师咨询有关上庭的情况，而两人磨合的结果则是《永无休止》的诞生。其实，八八年震惊西欧文化界的电视系列片《十诫》也是在皮耶斯也维奇的建议下拍成的，其意图按他的话来讲就是，“重寻被共产主义理论破坏的基本价值”。九十年代他们共同编写了《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以及“蓝、白、红”三部曲。可是在拍完了耗神的三部曲后，基耶斯洛夫斯基有意打算修生养息一段时间，“只想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抽自己想抽的烟”。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前的两年内，大量有关他意欲放弃电影工作的传言不胫而走，但在最近的采访中，皮耶斯也维奇披露，就在基氏接受治疗期间，两人还在探讨下一个拍摄计划－－暂名为“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