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趣闻z

王蒙客称“水厄”

东晋之初，北方士族如任瞻之流因对茶事的一知半解而出洋相，不过让人一笑而已。而更有甚者，却因不惯饮茶而对茶大加贬说，尤其无知而可笑。

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是位饮茶成癖者。人家大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却是己所癖好，必施于人，于是凡有客来，无论是谁，王濛必敬之以茶。客人中有很多人不知茶事，不惯茶饮，难忍其涩，但又碍于情面，不能不饮，真是深受其苦。久而久之，这些人有时不得不去拜见这位司徒长史，便在背后苦笑说：“今天又有'水厄'了！”即今天又要遭遇那强饮苦涩茶水的厄运了！

“水厄”，这是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的一个贬称。

值得回味的是，西晋人张孟阳去四川成都游览了名胜白菟楼后，在所赋的《登成都白菟楼》诗中赞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这是说在水、浆、米酒等六种饮料中，茶最为芳香，且蜀地茶香早已飘溢各地了。

在成都人们称赞茶为“芳茶”，誉其“溢味播九区”的几十年之后，在东晋之都建康（今南京）的许多官吏，居然对饮茶还深以为苦，这充分反映了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由于从三国到两晋这两个世纪中、天下你割我据，兵戎不断，阻碍了文化的传播和相融，所以各地区之间的茶文化相距甚远，差异非常显著。

从“水厄”之事以后，经半个多世纪，到了南朝刘宋之初，女文学家鲍令晖（鲍超之妹）写出了《香茗赋》，极言茶之香，茶苦之说在江南这才少有市场了。

吴觉农重撰新茶经

吴觉农，原名吴荣堂（1897年-1989年），浙江上虞人，为现代最富成就的茶学泰斗，人称“当代茶圣”。

吴觉农早年就读于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时，就对茶叶的研究发生了兴趣。1922年，年仅二十五岁的他在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学习时，在搜集、研究了古今中外各种茶叶资料后，以大量铁的事实撰写了论文《茶树原产地考》，第一个雄辩地论证了茶树原产于中国，驳斥了一百多年来许多外国权威认为印度是茶叶原产地的奇谈怪论。此后，十多年间，他先后撰著了《中国茶叶改革方准》、《中国茶叶复兴计划》（与胡浩川合著）、《世界主要产茶国之茶业》和《中国茶叶问题》（与范和钧合著），所著处处以振兴中国茶业为主旨。1938年，他主持翻译美国威廉·乌克斯编撰的六十万字巨著《茶叶全书》，在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烟战火后，终于在1949年告竣。

吴觉农是茶叶理论的巨匠，又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38年初，他在武汉代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表谈判，顺利地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40年，他通过活动，在重庆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系。1941年，他又在福建武夷山麓办起了我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自己亲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觉农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他如鱼得水，大展鸿图，立志重振中华茶业。吴觉农对我国茶业的贡献，只要看其主编《茶经述评》即可见一斑。

还在五六十年代时，农业出版社即有意把中国古代有关茶书加以整理、注释，汇印出版。由谁来主持这一继往开来的大事？出版社自然而然想到了吴觉农。他欣然接手这项浩繁的工作。但是，当他把古代一些茶书进行对照后发现，这些书大都围绕陆羽《茶经》而写，且多互相重复，如一一予以整理、注释，并无多大意义。后来又碰上“文革”，此事便耽搁下来。

可是吴觉农对此事并非简单处置，而心牵神挂，耿耿于怀。他认为，《茶经》一书的内容从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来衡量，可资参考的并不多，但鉴于其内容比较全面，可以通过评述《茶经》的形式，兼及其他古代茶书，以回顾历史经验，古为今用。这一想法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农业出版社知悉此设想后颇为赞同，并认为这种既述且评的方法较有新意，于是拍板由吴觉农主编这本书，书名即定为《茶经述评》。

1979年，吴觉农以八十二岁的高龄主持了《茶经述评》的编写工作。在整个编撰过程中，吴老真是精益求精，三易其稿。最初因为《茶经》原文较为古涩，于是用了较多时间来对照、校勘它的版本，研究它的文字，撰写中比较侧重于《茶经》的注释，后来添入一些新的评述内容，写成了第一稿。仔细研究后，吴老对第一稿很不满意，认为有的内容已超越了评述的范围。于是，又对第一稿加以精简，突出评述，写成了第二稿。但是为了反映最新的学术发现和观点，吴老再次加以修改补充，这便是后来出版的第三稿。

值得敬佩的是，吴老编撰这本书并非就关在书斋，足不出户，为了争取到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他不顾八十高龄，远行千里，跋山涉水，如为了对茶树原产地和我国生产红细茶的问题进行研究，他曾先后前往四川、云南、广西和广东等省区再次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论文，提出建议，最后融汇在《茶经述评》之中。

经过五年紧张、艰辛的工作，在编撰成员的不懈努力下，《茶经述评》终于在1984年脱稿完成了。是年11月，陆定一在为《茶经述评》写的序言中说：“后人的著述，只重复陆羽的窠臼，少有新意。人们多么希望看见二十世纪新茶经的出世。这个任务，现在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了。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二十世纪的新茶经。……这部书无疑是茶学的里程碑。”陆定一非常敬佩吴老的人品，因此他在这篇序中还评价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1989年10月28日，吴觉农因病逝世于北京。在他逝世前的一个多月（9月15日），他还不辞年高体弱，兴致勃勃地前往民族文化宫观看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展出。他看得很仔细，并与周围观众和蔼亲切地交谈，还为展示周题词留念，又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因为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还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去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增加经济收入，使茶农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中国茶业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茶叶生产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

吴觉农的一生，是矢志不移振兴我国茶业的一生。他是中国茶业界的骄傲。

东坡三遇题茶联

这是一则颇为著名的民间故事：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在杭为官三年中，他经常微服以游。

一日，他到某寺游玩，方丈不知底细，把他当作一般的客人来招待，简慢说道：“坐”，叫小沙弥：“茶”。小和尚端上一碗很一般的茶。

方丈和这位来客稍事寒暄后，感到这人谈吐不凡，并非等闲之辈，便急忙改口道：“请坐”，重叫小沙弥：“泡茶”。小和尚赶忙重新泡上一碗茶。

及至最后，方丈终于明白来人就是本州的官长、大名鼎鼎的苏轼，便忙不迭地起座恭请道：“请上座”，转身高叫小沙弥：“泡好茶”。

这一切，苏轼都看在眼里。

临别时，方丈捧上文房四宝向苏轼乞字留念。苏轼心里一转，即爽快地答应了，提笔信手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坐请坐请上座”，下联为：“茶泡茶泡好茶”。

方丈见此的羞愧、尴尬之色，一言难尽。

客来敬茶本是表达一种尊敬、友好、大方和平等的意思，而这位方丈不是不明苏轼之身份，而是不明这一“茶道”之理，是以为苏轼所讥，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高太后禁造“密云龙”

中国历史上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事屈指可数，在宋代比较有影响的就数宋哲宗时的高太后。

元丰八年（1085年），正当王安石变法初有成效时，支持变法的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即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神宗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宣仁太后姓高氏，宋英宗皇后。她是宫廷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后台，她掌握朝政大权后，便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朝廷中，聚集各种反变法的力量，接着，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这一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年间为1086年-1093年）。

高太后在“元祐更化”时，还作出了一个与废除新法并无关系的决定：禁造“密云龙”。

密云龙是一种比贡茶如大龙团、小龙团和双井等更为精心采焙制造的茶。当初建州每年进贡大龙团、团茶各两斤，以八饼为一斤。接着蔡襄为官建州时，又制成了十斤小龙团进贡皇上。小龙团比大龙团精致，每斤有十饼。但到熙宁末年，宋神宗传旨（福建转运使贾清）在建州制作密云龙，这是一个比小龙团更精致的茶，每斤有二十饼之多。密云龙造出以后，小龙团和大龙团的质量就开始下降了。宋神宗熙宁（1068年至1077年）以后，密云龙每年作为首批贡物进贡宫内。

当时，密云龙主要用于宗庙的供奉之品以及皇上享用，极少赐给臣下。但在元祐中宋哲宗对殿试成绩卓越者赐予密云龙后，皇亲国戚和权贵近臣便纷纷厚着脸皮求赐，于是密云龙走出宫廷，流于官绅之间。

据孙月峰《坡仙食饮录》记载说，密云龙之味极为甘馨，苏轼对此奉为至宝。当时苏轼门下有四位得意门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号“苏门四学士”，苏轼待之极厚，每逢四学士来访，苏轼必令侍妾朝云取出密云龙来款待。有位叫宋瘳正、字明略的年轻人入苏门较晚，但苏轼对他的才学却钦佩之至，视为奇才。有一天，苏轼又叫朝云取出密云龙，煎水烹茶。苏轼家人以为一定又是四学士来了，但偷眼窥之，来客却是宋廖正。

苏轼以一位贬谪之官，尚能常以密云龙招待嘉宾，可见当时密云龙流传朝野之广。

而流传越广，求赐也越繁，终于使高太后烦恼不堪，无法招架。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说，元祐初年，高太后痛下决心，下令建州不许再造密云龙，连团茶也不要再造了，她说：“这样免得经常受人'煎炒'，不得清静”，又说：“拣这些好茶吃了，又生得出什么好主意？”

后人对高太后禁造密云龙的评价说：“宣仁改熙宁之政（即元祐更化），此（指禁造密云龙一事）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见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引《分甘余话》）称禁造密云龙在整个推翻新法中不过是一桩极小的事，但却可为万代治世所借鉴，这样的评价有点高抬了高太后，但评价之语中以俭修身治天下的含义，却是很有道理的。

令高太后遗憾的是，密云龙并没有因为一道圣旨而果真不再制造了。禁令一传至朝野缙绅中间，密云龙之名更是炽手可热，人人都想居为奇货。而入贡朝廷之物中，没了密云龙，却来了个“龙焙贡新”。周辉《清波杂志》中说，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至1189年），每年入贡朝中之贡品有十二纲，第一纲就是龙焙贡新，只有五十余銙（方寸大小的小块），比密云龙更贵重。周辉说：“这是不是以龙焙贡新之名易密云龙之名？或者是否确为质量比密云龙更优的新品种，不得而知。”

高太后禁造密云龙，非但没使宋代制茶工艺水平停止不前，反而使之更上了一个台阶。这真是高太后始料所不及的

三足铭文及其寓意

第一足铭文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寓意《周易·鼎卦》之象〓（下巽上离）。“鼎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之第五十卦。鼎状风炉是既取鼎卦之象，亦取鼎卦之意。取其象，如将卦象符号〓稍加变形（如〓），很像一种容器。它的六爻是：最下一爻是阴爻（--），像器之足；二、三、四三爻是阳爻（-），阳为实，中实而容物，像器之腹；第五为阴爻（--），像器之耳；第六是阳爻（-），像器之铉。从上下两体来看，上体中虚，下体有足承之，正是鼎之象也。取其意，《周易·鼎卦》辞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之。”因为古鼎的用途之一，就是作为烹饪之器具，所以，必有火与水与之相遂。按《鼎》卦的寓意，“巽”主风，“离”主火，“巽下离上”，就是风在下以兴火，火在上以烹饪之意。而七字铭中的“坎上”，“坎”主水，意思是煎茶的煮水容器是置于鼎器之上，风从下面吹入，火在中间燃烧。概括了煮茶的基本原理。此外，陆羽还在风炉支架鍑部的三个格子上，也分别铸上了“巽”、“离”、“坎”卦的符号和象征风、火、水的图象和花纹。

第二足铭文是：“体均五行去百疾”。这七字说的是饮茶的药效与功理。古代的中医学，根据：“水、火、木、金、土”五行的属性，联系人体的脏腑器官，并以五脏为中心，运用顺逆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说明脏腑之间生理有机联系和对病理变化产生的影响，并用以指导临床治疗。这七字铭文，意在说明，如能经常饮茶，就可以使五脏调和，五脏调和就可以百病不生，人自然就会健康长寿。

第三足铭文是：“圣唐灭胡明年制”。这七字是说陆羽铸造风炉的时间。“圣唐灭胡”是指唐代宗在广德元年（763）最后平定“安史之乱”。是年，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因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归唐而在穷途末路之时自杀身亡，从而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据此推测，陆羽设计的这个煎茶风炉，当在广德二年（764）铸造。陆羽时在湖州。

桓温宴客举清茶

如果说陆纳的以茶待客真如他所说的是一种朴素之风，那么，桓温宴客时所摆的清茶，就绝对不是秉性节俭的表现，而是借此提高自己在朝野的声望，最终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茶在桓温手中完全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幌子。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出身士族，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他曾三次率大军北伐，借收复中原来收揽人心，提高个人的威望，凯觎帝位。由于带有极端个人利欲目的，所以他的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如永和十年（354年），他首次北伐率军进至与前秦之都长安仅一步之遥的灞上，便想坐待秦军自溃，以不战而胜来抬高自己的威望，结果是被秦军抢收了春麦，坚壁清野，晋军因军粮不继而被迫南撤。第二次北伐在攻下洛阳后，为了威胁朝廷，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并主张将东晋立国以来流寓江南的北方人全部迁回河南，因此引起了朝廷大臣的猜忌、牵制和南下士族的反对，力量内耗，洛阳终于得而复失。第三次北伐曾一路所向无敌，进至离前燕之都邺城仅两百余里时，桓温又一次妄图坐取全胜，以赢得朝野之口碑，结果坐失良机，敌援大至，惨败而退。

兴宁二年（364年），已位进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桓温又被加官为扬州牧。此时的桓温，一举一动都顾及自身形象，为了表示在生活上一贯清廉节俭，每逢请客宴会，用以招待的只有七盘茶和果。陆纳出任吴兴太守之前，支向桓温辞行，谈话间问及桓温可饮多少酒，桓温说：酒不过三升，肉不过十块。桓温的这种虚伪的简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至少记载了宴客以茶一事的《晋书》的作者是受了他的蒙骗，以为桓温是“性俭”而有此举。

其实，桓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茶来玩弄政治权谋的人。

太和六年（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改立简文帝，自己专擅朝政。次年简文帝死，野心勃勃的桓温要求加九锡，作代晋称帝的最后图谋。此时，一代名臣谢安出山，他得知桓温已染重病，便与他巧妙周旋，拖延时间。桓温终于未能加九锡而“抱憾”病死。

桓温的“尚茶”之风在当时的影响或还可从一位督将的故事来见一斑。桓温部下有位督将因身体虚热，喝上了茶，后来越喝越厉害，经常非得喝上一斛二斗（即十二斗，一斛为十斗）才感到舒服，略减个几升便觉得不满足，以致后来家境贫困。有人问：这是什么病？一位“有识”之士说：这个病叫作“斛茗瘕”。

这事出于《续搜神记》，实属怪诞、夸张，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王子喝茶不认茶

茶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远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在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江南地区，虽然早已有栽种茶树的历史，但茶的引人入胜仅限于很少部分人中。这倒并不是人们不知道茶，实在是对茶的苦涩难以忍受。现在尚无法考证那时茶的采制工艺和煎泡手艺，但大致可以肯定，其工艺和手艺尚未达到能让人普遍接受的境地。

然而，此时的茶在山林寺观中却显示了不同寻常的美感来。

记述南朝刘宋史实的《宋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孝武帝时，新安王刘子鸾和他的哥哥豫章王刘子尚，一起前往八公山（今安徽寿县城北）访昙济道人。昙济以茶相待，两位王子饮后啧啧称奇，但他们不相信这就是茶，刘子尚说：“这真是甘露啊，岂能说是茶！”

这两位王子也曾饮过茶，但其茶苦口不堪。现在八公山上昙济之茶美如甘露，反而不相信这也是茶。可见当时好茶难见，佳茗难求，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为什么茶事不见繁荣的原因。

王褒《僮约》武阳买茶

茶为贡品、为祭品，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茶作为商品，则现在知道要在西汉时才出现。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里，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寓居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髯奴，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替他跑腿很不情愿，又怀疑他可能与杨氏有暧昧关系，有一天，他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说：“大夫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

王褒得悉此事后，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

便了跟了王褒，极不情愿，可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在写契约时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应该向当初杨家买我时那样，将以后凡是要我干的事明明白白写在契约中，要不然我可不干。”

王褒这人擅长辞赋，精通六艺，为了教训便了，使他服服贴贴，便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的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干活时间的安排，使便了从早到晚不得空闲。契约上繁重的活儿使便了难以负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说，如是照此干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进黄土，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

这篇《僮约》从文辞的语气看来，不过是作者的消遣之作，文中不乏揶揄、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县双江镇）去买回茶叶。

对〓《华阳国志·蜀志》“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则可知王褒为什么要便了去武阳买茶。

从茶史研究而言，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

在此还有必要赘述一点，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说：“5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6世纪末，茶叶由药用转为饮品。”他如果看到王褒的这篇《僮约》，恐怕不会说如此武断的话，因为《僮约》提到“武阳买茶”这件涉及商品茶的事实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59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比《茶叶全书》所谓的5世纪要提前五个世纪。

宋徽宗以茶宴群臣

茶屡屡作为赏赐之物，这是宋代君臣关系中的特有现象。不但赐给近臣（如宋仁宗赐小龙团予欧阳修），而且恩泽颇有好感的地方官。《宋史·苏轼传》记载说，元祐初，苏轼第二次知杭州时，高太后因为对他有所好感，遣内侍赐以龙茶和银盒，慰劳甚厚。

宋人笔记《随手杂录》中也记载说，苏轼知杭州时，有一天朝中一位使者突然来杭，悄悄对苏轼说：“我离开京师前向官家（即皇上，此为宋哲宗）辞行，官家说：'你向娘娘（此指高太后）辞行后再来我处。'我辞了太后再回到官家这里，官家带我到一个柜子旁，从柜里取出一包东西，悄悄对我说：'把这个赐予苏轼，不得让任何人知道'。”说着，使者取出那包东西。苏轼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斤茶，封口题字都是御笔。

但到宋徽宗时，赐茶的形式一变而以茶宴飨臣，在内涵上显得更为丰富，也更为奢靡。

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哲宗赵煦之弟。他在政治上腐败无能，生活上荒淫腐朽，最后成了亡国之君。但他在文化和艺术上却有多方面的成就，能书善画，书法上独辟一体称“瘦金体”，音乐、诗词俱通。

赵佶对茶艺也颇为精通，以皇帝之尊，写了《茶论》二十篇，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写于大观年间）。御笔撰茶著，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制茶之艺日精，斗茶之风日盛，分茶之戏日巧。北宋陶穀《荈茗录》记载说：“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宋徽宗这位皇帝，居然也擅这种分茶之道。

徽宗权臣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说，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延臣赐宴，表演分茶之事。先是，徽宗令近侍取来釉色青黑、饰有银光细纹状如兔毫的建窑贡瓷“兔毫盏”，然后亲自注汤击拂。一会儿，汤花浮于盏面，呈疏星淡月之状，极富悠雅清丽之韵。接着，徽宗非常得意地分给诸臣，对他们说：“这是我亲手施予的茶。”诸臣接过御茶品饮，一一顿首谢恩。

皇帝设茶宴赐待群臣，后来在清代乾隆年间还每年例行一次。每年到了上元节后三日，皇上便钦点王公大臣中能歌善舞者，曲宴于重华宫内，演戏赐茶，赋诗联句。有时还专设茶宴，款待外国使节，以示国粹。

宋徽宗沉湎百艺，政治昏庸，最终导致灭国之灾。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都城汴京被金人攻破，徽宗与其子钦宗俱被俘，押解北上。八年后，徽宗死于金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华夷花木考》中记有一则宋徽宗被押送金国时的奇遇故事：

徽宗和钦宗在北上路途中经过一座寺庙，两人进庙一看，只有两尊巨大的金刚石像和石盂、香炉而已，别无供器。忽有一位胡僧从内出来，揖拜，问：“你们从哪来？”两人说：“打南边过来。”胡僧便叫童子点茶给客人。那茶非常香美，两人喝了还想喝，再欲索饮时，胡僧与童子已往堂后而去了。过了好一阵子，仍不见胡僧他们出来，两人便入内相寻。但里面寂然空舍，只有竹林间一小室，里边有一尊胡僧石像，一旁侍立着二童子的石像。两人仔细辨认，俨然就是刚才献茶的人。

北宋亡于金人，却以胡僧为二帝献茶，这则故事或许就是对宋徽宗在茶事上铺张奢靡、过于沉湎的一种讥讽。

陆羽分辨南零水

茶税之法在唐德宗时的出现，标志着饮茶之风已真正广为播扬。而在此同时出现的一人一书，也同样成为饮茶盛行天下的一个标志。这就是陆羽及其《茶经》。

陆羽（733年-804年），字鸿渐，又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撰写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奉为“茶圣”，祀为“茶神”。

有关陆羽的身世，据《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等文献的记载，陆羽三岁时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当地的一个湖水边拾得。积公以《周易》自筮为这孩子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这一卦辞给他定姓为“陆”，名“羽”字“鸿渐”。

天宝十一年（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被贬为竟陵司马。这年，陆羽和他相识，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两年后，陆羽出游巴山峡川，考察茶事，一路上逢山采茶，遇泉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乾元元年（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上元元年（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属浙江湖州），隐居山间，闭门著述《茶经》。期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藤鞋，独行山野，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广德二年（764年），陆羽完成了《茶经》初稿，世人竞相传抄。大历十年（775年），陆羽根据参与湖州刺史颜真卿编篡规模宏大的《韵海镜源》一书时掌握的新资料，对《茶经》作了修订，并于建中元年（780年）正式付梓出版。三年后，唐德宗李适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茶税之法。

晚唐曾任衢州刺史的赵璘，其外祖父与陆羽交契至深，他在《因话录》中说，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

陆羽嗜茶，更讲究煎茶之水，这可以从元和九年（814年）考取进士第一的张又新之作《煎茶水记》中得知。

《煎茶水记》引述了一位“楚僧”的《煮茶记》记载的故事说，唐代宗时期，湖州刺史李季卿在赴任路过扬州时，偶尔与陆羽相逢。李季卿因倾慕陆羽已久，一朝相逢，倍感欣喜，便邀陆羽一起到扬子驿吃饭。

席间，李季卿说：“陆君善茶，已是天下闻名：这扬子江的南零水也为天下第一名水，今天"二妙"相聚，可谓千载难逢，岂能虚度！”于是，命随军中一位可信之士带瓶坐船去取南零之水。陆羽则备好煎茶器具等候水至。

过了一阵子，那人取水来后，陆羽马上用勺取水，但看了一下后用勺扬了扬水说：“这水江是江水，却不是南零之水，应该是临岸的江水。”

那人答道：“这是我划船取来的水，有一百多人看见我取水了，怎敢说谎？”

陆羽没接话，默默地将瓶水倒出，至一半时忽然停住，又用勺取水扬了扬说：“这才是南零的水呢！”

那人闻声大为惊骇，低下头说：“其实我的确是取了南零的水，可船回岸边时摇晃得厉害，瓶里的水洒了一半，我怕您嫌水少，于是就在江岸边将水盛满。处士您的鉴别力真神了！”

李季卿和宾从数十人听罢都大为骇愕。

这则故事也让今人吃惊，这种鉴别力确实到了神奇的境地。我们姑且不论其真假，哪怕是非科学性的，但此事却充分说明在茶的品饮中，择水、鉴水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把陆羽视为茶神，当作茶博士来崇拜的这一事实。

《新唐书·陆羽传》也记载此事，说李季卿见陆羽时，“羽衣野服（不合礼节场所的粗衣），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

王肃谬论“酪奴”

茶在南方名声不振，竟被人称之为“水厄”，在北方就更是为人所耻，打个比方，与那些北方人喜好的食品奶酪摆在一起，茶充其量只算得上是个奴婢。这就是两晋南北朝时期茶在中国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地位。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南齐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肃字恭懿，是雍州刺史王奂之子，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任秘书丞之职。太和十八年（494年），王肃因父兄被齐武帝所杀而投奔北魏。

王肃原在南齐时便极好喝茶，投靠北魏后，饮食上初时仍习惯于喝茶，吃饭菜偏爱鲫鱼羹，对羊肉和奶酪之物碰也不碰。他因善饮，据说一次能喝茶一斗，所以洛阳（北魏之都）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漏卮”，意谓这张嘴好像破漏的杯子，喝了还要喝，老添不满，永无厌足。

几年以后，王肃对羊肉、奶酪之类已能接受。有一次，他在宫里用餐，居然吃了很多的羊肉和酪粥。魏孝文帝元宏见状甚感奇怪，于是问他说：“以你汉人的口味比较，羊肉和鲫鱼羹，茶和奶酪，究竟哪个味道好？”

王肃的回答很不一般，他说：“羊是陆产之物中味道最鲜美的，鱼则是水产中的第一美味，两者各有至味，都可称得上是佳肴珍馐。如一定要比一下，那只能说羊肉好比是齐鲁这样的大邦，鱼则是像邾莒之类的小国。这里只有茶是最不中用的东西，它最多只能给奶酪当个奴仆。”王肃这番“精彩”的奇谈怪论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当时在一旁的彭城王元勰对王肃说：“你不怎么看重'齐鲁大邦'，而偏爱于'邾莒小国'，这是为什么？”王肃仿佛乡情难忘似的说：“这是我们家乡最好的东西，我不得不偏好啊。”元勰又对他说：“那么你明天到我府上来，我专门为你摆一'邾莒之食'，还有'酪奴'。”“酪奴”作为茶的一个别称，因此而传开了。王肃如此这般地贬茶，在当时曾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孝文帝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皇帝，尤其心仪汉民族文化，如改原来的姓氏拓跋为汉姓元，请汉人做官，与汉人通婚等等。当时朝廷大臣中已有不少汉人，为了照顾像王肃这种喜好饮茶的人的习惯，朝中宴会上都设有茶水。但是因为有“酪奴”之比，居然所有的人都视茶为耻，决不再喝，只有一些新近从江南投奔来的人因不知此典才好饮茶。当时有位叫刘缟的朝臣钦慕于王肃的好饮之风，也专门研究起喝茶来。元勰知道后，对他好好冷嘲热讽了一番，说：“你不去仰慕席设八珍的王侯之风，而去追求奴才下人的'水厄'之事，太没出息了！古时候海上有逐臭的蠢夫，村里有学颦的丑妇，而现在你就是这种人。”把刘缟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极为尴尬。

“水厄”一典出自东晋王濛，北方人原是不知道的，但因为元勰家中有来自江南的奴仆，所以他倒知晓这一典故。但奇怪的是南朝一些皇亲权贵者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闹出笑话来。如梁武帝之子西丰侯萧正德投奔北魏后，有一次宗室元メ打算以茶招待他，先问他道：“卿于'水厄'多少？”意谓你的茶量怎么样。却不料这萧正德肚中原来没一点学问，答非所问说：“下官虽出生于水乡之地，但从来没有在水上碰到什么灾难厄运。”元メ和满座宾客闻言皆为捧腹。

王濛嗜茶而被人称为“水厄”，王肃嗜茶又自贬茶为“酪奴”，可见其时无论南方、北方，茶之境地“苦”不堪言。

武则天茶喻祸福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在此须说明的一点是，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焽，而非武则天，说他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

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著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

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惟俨“点茶与这僧”

此风一开，那些文化修养高的僧人便从饮茶过程中总结出一套选茶、鉴水、煮茶的技艺，又讲究饮茶的方法和环境，逐步形成“茶艺”或“茶道”。于是茶从物质转变为精神，成为一种文化艺术和一种思想修养。

南宋有位高僧叫普济（1179年-1253年），俗姓张，字大川，浙江奉化人，他编撰了一部以记述禅师法语为主的重要典籍《五灯会元》（“五灯”指《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中国禅语精华大半载于其中。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茶的禅机禅趣。

据《五灯会元》卷五记载说，唐朝有位和尚从江西赶到湖南澧州（今湖南澧县）拜谒惟俨禅师。惟俨打量了他一番后问道；“从哪里来？”

和尚即答道：“从江西来。”

惟俨闻声用拄杖敲了三下禅座。

和尚见状仿佛明白什么似地说：“我大概知道了去向。”

惟俨抛下拄杖，看这和尚怎么说。

和尚无言以对，傻在那里。

惟俨回头召唤侍从说：“给这位客人点茶（泡杯茶），他赶了很多路走累了。”

禅师对话讲究禅机，“从哪里来”即是富有深刻禅意的问语。这位和尚不明禅语锋锋，木木讷讷直问直答，惟俨以拄杖敲禅座提示，他仍答非所问，惟俨只好让他在茶中自己去醒悟了。这和尚如果真的以茶解乏，那就辜负了惟俨最后的“挽救”了。

惟俨禅师（751年-834年），俗姓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他十七岁出家，先后参礼石头希迁禅师和马祖道一禅师，悟法之后往澧州药山，法席很盛。当时朗州（今湖南常德）刺史、文学家、哲学家李翱非常仰慕他，入山拜谒请教后，作《复性书》，把禅教义理融入儒学之中，开宋明理学的先声。惟俨圆寂后，唐文宗谥号弘道大师。

唐德宗始创茶税

饮茶在盛唐时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当时除了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茶风日盛外，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也是盛行饮茶，大凡交通沿线，随处都有茶摊、茶铺、不分道俗，投钱可饮，十分方便。江南各地的茶则源源北上，舟车相继，所在山积。不只江南和江北产茶，中原地区以至黄河之北也出产名茶了。

这时，有一位皇帝在大臣们的议论中，看到了茶已与盐、铁一样为百姓日常所需，有利可图，便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茶税征收。这位皇帝就是唐德宗李适。

唐德宗李适（742年-805年）是唐朝第十代皇帝。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李豫死，李适即位。在即位之初，唐德宗就颇思励精图治。当时安史之乱平定后不久，天下依然纷乱，朝廷势弱。为了改变这一局势，必须强兵强政，加强中央集权。唐德宗宣布废除租庸调制及一切苛杂，实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土地征田亩之税，每年夏秋两征。这一新税制适应了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情况，具有进步意义。

建中四年（783年），户部侍郎赵赞敏锐地看到，饮茶的风气已在百姓中普遍形成，便向德宗提议征收茶税，十税其一。德宗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于这年开始对茶叶征税，由负责对盐铁征税的盐铁转运使主管茶务。当时除茶之外，还有漆、竹、木等也被列为征税对象。茶税之法从此被建立起来，以后历朝历代多有修订，逐渐完善。

唐德宗开始征收茶税后的次年，由于改元为兴元（784年），大赦天下，大摆“阔气”，干脆把新开不久的茶税也免了。直到九年以后的贞元九年（793年）才恢复了茶税的征收，在产茶的州县和茶山外商人所经要路设置税场，每年即得钱四十万贯，茶税一举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唐德宗茶税一征，财源滚滚，却不知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当时的益昌（今四川昭化）令叫何易于，开征茶税的诏令下达后，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因为益昌是个穷困之地，不征茶税这里的百姓已不太活得下去，若要再强征什么茶税，百姓必定是死路一条。何易于对这首诏令审视再三，便叫一小吏把诏令搁置一边，不征茶税。但他们非常清楚，违拒诏令，这是要杀头的罪！

小吏思虑再三说：“如果我来顶罪被杀头后，你能否免除被流放之罪？”

何易于却说：“我既然不以保全自身一命来移害于百姓们，也决不会让你们来为我替罪。”言罢，他做出了令人决不可想象的举动：自焚。

何易于死后，其上司因平时对他颇为赏识，也就没有再上本参劾他。

这是由茶税之法引出的第一个死难者。

马祖“吸尽西江水”

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茶被比作“西江水”，茶人以为，一碗茶如西江水，包孕着天地乾坤，如果将其一口吸尽（即“吸尽西江水”），便会领悟到一些禅意。

这里“吸尽西江水”的禅语便是出自马祖道一和庞蕴的禅机对语中。

马祖禅师法号道一（709年-788年），俗姓马，故世称马祖，什邡（今属四川）人。他从南岳怀让禅师处得法后，往江西聚徒说法，创建禅寺，法席隆盛。禅宗六祖慧能的后世，以马祖道一的门叶最为繁荣，禅宗至此而大盛。马祖圆寂后，唐宪宗追加谥号大寂。

据《五灯会元》记载，唐贞元初年（785年左右），庞蕴谒见石头禅师，问他道：“不与万事万物为伴侣的是什么人？”

石头见问赶忙用手遮掩住庞蕴的嘴巴。

庞蕴见状仿佛豁然省悟。但他是个“滑头”，并不尽信石头的回答，后来参见马祖禅师时，又问道：“不与万事万物为伴侣的是什么人？”

马祖说道：“等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就回答你。”

庞蕴听罢，顿时领会了其中禅旨。

人世间是一个相对的世界，天地、阴阳、是非、善恶、利害、得失、大小、长短等等，都是相对的事物。禅宗认为，如果只知道相对的世界，就会为一点小事而喜而忧，就会烦恼不断。庞蕴的问题意思是说：惟一绝对的境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马祖的回答意思是说：将西江水这个包孕了人世间一切相对之物一口吞掉，超越利害、得失、大小、是非这一相对世界，就会领悟那绝对的世界，也即禅宗所讲的驾驭在一切相对事物之上的“无”的境界。

马祖说的“一口吸尽西江水”在现实意义上是不能解释的，但禅宗却有其表现形式，即喝尽一碗茶。

另外，佛典《维摩经》中说：“一毛吞巨海，芥子容须弥”，其意思与“一口吸尽西江水”在禅意上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