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趣闻z

张陶庵品茶鉴水

晚明时期，出现了一部至今让人感到意味隽永的散文小品文集《陶庵梦忆》，它的作者是自称“茶淫”的著名散文家张岱。

明初，由于朱元璋对团茶的生产（如龙团茶）采取禁止手段，所以团茶、饼茶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散茶。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散茶的盛世，瀹茶之风大行，而张岱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他记录了这个盛世的典型事例。

张岱（1597年-1679年），字宗子，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精通历史，长于散文，著述颇多，堪称一代奇才。张岱出身富贵之家，故闲情极备，癖好极多，而诸多癖好中，嗜茶尤甚，自称“茶淫”，甚至以为七件常事中，可以不管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是每日不可少的，视品茶为最大乐事。

在《陶庵梦忆》中，张岱叙述了他和善于瀹茶的名士闵汶水之间的一桩瀹茶故事。

闵汶水原籍安徽歙县，落籍福建，后居南京，极擅瀹茶，因其年事已高，人称“闵老子”。当时的名流雅士如董其昌、郎瑛等人，凡经过其地，识与不识，皆去拜访，以能尝到闵老子所烹之茶为人生一大快事。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九月的一天，张岱根据好友周墨农的介绍，乘船抵南京，前往桃叶渡拜访闵汶水。不巧，他一大早就出门了。张岱一等就是一天，直到天很晚这位闵老子才慢慢悠悠踱回家，好是散漫。

两人见过礼，张岱刚说了一句话，闵汶水忽然想起什么事，起身自语道：“啊呀！我的拐杖忘记带回来了。”也不与张岱说什么，径自出门去了。

空等了一大白天，现在又来而复走。不知啥时能回，让人焦躁不安。但张岱还是耐住了性子等待，并对自己说：“今日岂能空手而去！”

又等了好久好久，直到初更时分，闵汶水才回来。进门后，见张岱还在，他感到有些奇怪，仔细打量了张岱一番后说：“怎么您还在这里？您跑这里干什么？”

张岱恭恭敬敬说：“久闻闵老的大名，今天如不能畅饮您老的茶，我决不回去！”

闵汶水一听，乐了，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的“茶癖”。于是他亲自当炉煮茶，款待客人。

闵汶水将张岱请进一小室。张岱环视之，窗明几净，案上摆设古朴的荆溪壶和成化、宣德官窑瓷瓯十多种，都是片瓷千金的精绝之品。灯下再看闵汶水奉上之茶，但见茶汤之色与瓷瓯之色无别，而香气逼人。张岱禁不住叫了一声：“绝！”

张岱小呷一口，问闵汶水：“这茶产于何方？”

闵汶水随口回答说：“这是阆苑茶（产地在四川）。”

张岱再细啜了一口说：“你呀别骗我，这茶是阆苑茶的制法，但味道却不像。”

闵汶水偷偷一笑说：“那么您知道它产于何地？”

张岱举杯再品吸了一口茶后慢慢说道：“真像是罗岕山的的名茶（罗岕山在今浙江长兴）？”

闵汶水闻言吃了一惊，吐吐舌头说：“奇！奇！”

张岱又问道：“这水是哪里的水？”

闵汶水说；“是惠山泉（在无锡）。”

张岱道：“不要再骗我了！惠山泉运至南京路途遥远，千里致水而不见其水之老，这是什么道理？”

闵汶水道：“我实在不敢再向您隐瞒什么，这真的是惠山泉，只是在汲水前必淘净泉井，待后半夜新泉涌至才汲之，并非得江风满帆才行舟运水，所以这水新嫩不生杂物，即使寻常的惠山泉与它相比犹逊一筹，何况其他的水？”说罢，闵汶水又情不自禁地吐了吐舌头，自言自语道：“奇！奇！”

闵汶水言未毕即离席而去。过了一会儿，又持来一壶茶为张岱斟满上，说：“您再品味一下这茶。”

张岱细细品鉴后说：“这茶香气浓烈扑鼻，味甚浑厚，一定是春茶！刚才煮的茶则是秋茶。”

闵汶水哈哈大笑说：“我已七十岁了，所见精于鉴赏茶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

于是两人遂成忘年交。

从张岱的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明代瀹茶之艺实为茶的一种鉴赏艺术，它讲究品茶环境的幽雅洁净，所用茶具古朴典雅，追求名茶名水，更重要的是茶人要有涵养，谙熟品饮之道，注重鉴赏功夫。如果说，宋代斗茶偏重游艺，其艺术性是外在的话，那么明代瀹茶的艺术性则偏重于内在。另外，瀹茶还有这样的风俗，如果客人品出了味道，点出了蕴藉，则主人以更好的茶相待。

张岱后来把自己所撰的《茶史》手稿与闵汶水细细研讨。但就在书稿即将付梓时，清兵大举南下，明朝土崩瓦解，江南大乱，《茶史》稿本也不幸散佚，只有序文还存于其文集中。这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憾事。

瀹yue4，煮。瀹茶，苏轼《仇池笔记》：“瀹茶煮药，皆美而有益。”

郑可简贡茶得官

贡茶一事在唐代就已有之，当时一些官吏为了得到皇帝的赏识，每年争先进贡新茶。如《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江淮茶橘，（刘）晏与本道（当地之义）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

但是到了宋代徽宗时候，不但贡茶者越来越多，而且竟然以贡茶作“敲门砖”，走向谋官求职之途。

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记载说，宋徽宗嗜茶，宫廷斗茶之风盛行。为了满足其对茶的奢靡之需，各地的贡茶品目大增，数量日多，制作日精，而徽宗则对贡茶有功者重加禄用。

宣和二年（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成银丝冰芽贡茶，做成方寸大小，因为这种团茶色白如雪，所以取名“龙团胜雪”。郑可简因此而倍受宠幸，官升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转运使，专营“肥缺”。

郑可简有位侄子叫千里。受叔伯之命，千里不远万里到各地钻山窜谷，搜集名茶。终于有一天，千里访得一种叫“朱草”的名茶。

郑可简是个无情无义的流氓，听说侄子新获名茶“朱草”，便指使自己儿子郑待问巧取豪夺了“朱草”，上贡宫中。果然，郑待问也因贡茶有功而赢得了乌纱帽。

当时有人讥讽他俩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而千里因被夺走了“朱草”心存嫉恨，堂堂喋喋不休，痛骂郑家父子心黑手辣，毫无亲友之情义。

有一天，郑待问得官荣归故里，大宴宾客以示庆贺，亲姻毕至，众皆赞喜。酒席宴上，郑待问酒酣耳热，春风得意，洋洋自喜道：

“一门侥幸。”

这时，宴席中遽然冒出一个愤愤不平的声音：

“千里埋冤。”

众人闻声只好含含糊糊打圆场说：“这句话对得真是工稳，妙！”

贡茶可以得官，宋徽宗的荒唐在此毕露无遗。而郑氏父子为得一官半职，不惜绝亲绝故，夺人之茶据为己有，冒名进贡。宣和君臣可谓荒谬透顶！

杨万里嗜茶如命

与陆游同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也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他就是杨万里。

杨万里（1127年-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他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传世者仅一部分。其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而其诗体则自成一家，称“诚斋体”。

杨万里有关茶的诗文和陆游的诗作有一明显差异，就是非常浓郁地表现了一种嗜茶如命的心境。

杨万里有一首《武陵春》词，在词中小序中他说：“老夫茗饮小过，遂得气疾”，词中又说：“旧赐龙团新作祟，频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又酸，儿信问平安”。由于嗜茶，“茗饮小过”，“频啜得中寒”，弄得人“瘦骨如柴”，但他仍不愿与茶一刀两断，他在另一首诗中说：“老夫七碗病未能，一啜犹堪坐秋夕。”虽病不绝，只是少喝点罢了。

此外，杨万里由于夜里也好饮茶，故常常引起失眠，但他决不责怪饮茶。他在《三月三日雨，作遣闷十绝句》中说：“迟日何缘似个长，睡乡未苦怯茶枹。春风解恼诗人鼻，非菜非花只是香。”其《不睡》诗又说：“夜永无眠非为茶，无风灯影自横斜。”

杨万里嗜茶如命可见一斑。

但其嗜茶如命绝非是口腹之贪，他追求的是茶的味外之味。杨万里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说：“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诗》曰：＂谁谓荼（即茶）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将读书与饮茶作比较，由饮茶而想到读书，从这段话中可看出杨万里深得饮茶的味外之味，因此，即使他病得瘦骨如柴，仍不愿放下茶杯。

杨万里嗜茶如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清澄如碧的茶水中悟出了为人处世之正道。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说，杨万里从常州知府调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时，将万缗积钱弃于常州官库，两袖清风而去。他致仕回乡后，“清得门如水，贫唯带（皇帝所赐的玉带）有金。”故居老屋三代未加修葺，只能挡挡丝风片雨。

杨万里一生清廉，其子杨伯儒也以清廉著称，在广东任官时，曾以自己的七千俸钱代贫户纳税。而杨伯儒病入膏育、临终之际，却连入殓的衣衾也没有。

“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丰骨茶样明。”这是杨万里《谢木韫之舍人赐茶》中的诗句，他将茶的清雅、明澈，来称道知心朋友的气质、丰骨，把茶在精神方面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即以其诗还颂其人，杨万里也当之无愧！

岳飞巧制姜盐茶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说：“赵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该文说的岳州窑所产青瓷茶碗，是仅次于越瓷的饮茶精品。而岳州窑就位于今湖南省的湘阴县，因唐代湘阴隶属岳州，故称岳州窑。

湘阴县地处南洞庭湖之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楚国诗人屈原的自沉之地汩罗江，就离县城三十余公里，而此地更有趣的是出产之物与“岳”字特有缘，除了建有著名的岳州窑之外，还有一种特产叫“岳飞茶”，这是一种至今在此仍为盛行的姜盐豆子茶，当地又简称为“姜盐茶”。

当代曹进的《湘阴茶略考》（载于《茶的历史与文化》）中说：“湘阴的民俗学家及民众一致认为，姜盐豆子茶系岳飞所创，故又名岳飞茶。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被朝廷授予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带兵南下至汩罗营田镇，准备与杨幺领导的农民军作战。岳家军多来自中原，驻军江南后因水土不服，士兵中腹胀、溏泻、厌食和乏力的病人日见增多，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士气。岳飞平日喜读医书，他见该地盛产茶叶、黄豆、芝麻、生姜，便嘱部下熬含盐的姜、黄豆、芝麻茶饮。果然，军中疾病大为减少。军营周围的百姓依法炮制，从此在湘阴流行开来。”

岳飞（1103年-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是南宋抗金名将，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掠）”，连金军也感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姜盐茶健脾胃，驱风寒，去腻强身，至今仍盛行于湘阴的每个家庭。据曹进于1986年的调查，湘阴县城7个居民聚居区的101个家庭，其中长年饮用姜盐茶的有100户，惟一不饮此茶的是一个外省移民家庭。

但其实姜盐茶并不是到了岳飞之时才有的，它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人薛能《茶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据此可见唐人煎茶已用姜和盐了。苏轼《和寄茶》诗也说：“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则北宋时也有姜盐煮茶之风，相传苏轼还曾用姜盐茶治好了宰相文彦博的疾病。苏轼之弟苏辙在《煎茶诗》中说，北方“俚人茗饮无不好，盐酪椒姜夸满口”。是当时的北方人在茶中除了添放姜和盐外，还有奶酪和辣椒等物，这茶真难以想象其味如何。而岳飞所制的姜盐茶除了姜盐“基调”外，不过再添了些黄豆、芝麻而已。

煮茶和以姜盐，其味不知会如何，但从中医而论，却不无道理，茶性寒，而姜性热，一寒一热，正好调平阴阳。杨士瀛《医说》中有姜茶治痢之方，其理正是本于此。

铁观音与白牡丹

一片芳茶，竟何以南海观音大士和名贵高雅的白牡丹来命其名呢？说来还是饶有兴味的。

铁观音，重要产区在福建安溪，一般称之为“安溪铁观音”。另在永春、南安、晋江、长泰、同安、龙溪等地亦有生产。闽南乌龙茶首推安溪铁观音。其名之由来，相传在二百多年前，清乾隆年间，安溪县松林头乡有一位信仰佛教的人，姓魏名饮。每天清晨必以清茶一杯敬奉在观音像前。他一日上山砍柴，在观音庙旁山岩上一石隙间，发现一株奇异的茶树，叶片闪闪发光，油绿肥壮，便将其挖回家，栽于庭院，精心管理，并以无性繁殖方法，插枝条加以繁殖。从这些茶树上采摘鲜叶制成的茶叶，色泽褐绿，重实如铁，冲泡品饮，异香扑鼻。于是魏饮更信为这茶是观音菩萨所赐，便取名为“铁观音”。他繁殖的茶树也称之为“铁观音”了。

故事之二：传说这个茶树品种是安溪尧阳南岩山王士琅发现的，移栽于南轩之圃，后制成茶，芳香越凡，进贡乾隆皇帝。因其条索紧结，身骨重实如铁，色泽乌润，香气清高，滋味醇厚回甘，乾隆赐其名为“铁观音”。

这些故事，孰是孰非，姑且勿论。但以“观音”象征其品高圣美，真可谓名符其实、无与伦比了。铁观音成品茶在冲泡时有馥郁的兰花香气。行家称誉其：“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既有天真味，又有圣妙香。”

白牡丹，于1922年以前创制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乡。白牡丹是以绿叶夹银白色毫蕊，形似花朵；冲泡后绿叶托着嫩芽，其形优美如蓓蕾初放，因而得此高洁雅称，其成品茶，毫心肥壮，叶张肥嫩，呈波纹隆起状，叶缘向叶背垂卷，叶背遍布白色茸毛，香毫显露，甘醇清鲜，汤色杏黄清澈。白牡丹，味温性凉，有健胃提神之效，退热降火之功。海外侨胞，视为珍品，常作药用。

李清照戏说“茶令”

《中国风俗辞典》有这样一段叙述：“茶令流行于江南地区。饮茶时以一人令官，饮者皆听其号令，令官出难题，要求人解答执行。做不到者以茶为赏罚。”

酒有酒令，茶也有茶令，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文化意义的创举。应该说，茶令最早出现在宋代，它是宋代兴盛斗茶的产物。斗茶之初乃是“二三人聚集一起，煮水烹茶，对斗品论长道短，决出品次”（见宋人唐庚《斗茶记》）。随着斗茶之风遍及朝野，尤其是文人更为嗜好，斗茶由论水道茶变异出一种新的形式和内容，即行茶令。而茶令的首创者当推易安居士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1155年），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女词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与金石考据学家赵明诚结为伉丽。婚后，她以才智协助赵明诚编撰《金石录》，收集了大量的金石文物和图书，其间，夫妇诗词唱和，悠闲自得。在“酒阑更喜团茶苦”的生活中，李清照独创了一种我国特有的妙趣横生的茶令。

李清照在为丈夫所著《金石录》写的“后序”中，记叙了她与赵明诚品茶行令以助学问的趣事佳话：

为了撰写《金石录》，她与赵明诚回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故第而居。夫妻俩每得到一本好书，即共同校勘，重新整理。得到书画、彝鼎等文物，也一起把玩赏析。在治学著文过程中，李清照对自己的强记博学颇为自负，于是忽发奇想，推行一种以考对方经中典故知识为主的茶令，赢者可以先饮茶一杯，输则后饮茶，与酒令之行大相径庭。

两人每次吃完饭，坐于“归来堂”中，烹好茶，然后一人指着成堆的书籍，要对方说出某一典故出自哪本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甚至第几行，以是否说中来决胜负，并确定谁先饮茶。两人在行茶令中，常常是李清照获胜，有一次赢后她举杯大笑，结果得意忘形，乐极“翻杯”，一杯满茶倾覆在怀里，非但“头口水”没得喝，还连累了一身衣裙。

饮茶行令，启智助学，使人兴奋，对著书立说大有裨益，赵明诚终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考古学专著《金石录》，成为考古史上的著名人物。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南侵，李清照夫妇先后背井离乡，逃往江南。建炎三年（1129年），赵明诚不幸病故，李清照只身漂泊，晚景更是凄苦。但茶令一事并未因李清照的落泊而绝迹，相反，它又在江南地区广为盛行起来。

南宋王十朋有诗道：“搜我肺肠著茶令”，其自注云：“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

茶令之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

蒲松龄路设大碗茶

清康熙初年的一个盛夏季节，在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的蒲家庄大路口的老树下，一位三十来岁的汉子摆了一个凉茶摊。他长得很瘦，开襟的粗布短衫显现出这人家道的清贫。而这个茶摊除了一小缸粗茶、四五只粗瓷大碗外，让人纳闷的是摊桌上竟搁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与卖茶怎么也不沾边。

这位瘦汉便是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为清代文学家。蒲家号称“累代书香”，蒲松龄出生时正值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之时，家道中衰，家境维艰。

蒲松龄一生刻苦好学，但却屡试不第，不得不在家乡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做塾师以度日。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将满腔愤气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这部短篇小说集已初具规模，一直到暮年方才成此“孤愤之书”。

《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有出自蒲松龄的亲身见闻和自己的虚构，还有很多则出自民间传说，其中设置茶摊便是蒲松龄征集四方轶闻轶事的一个办法。他将这个茶摊设在村口大路旁，供行人歇脚和聊天，在边喝茶边海阔天空乱聊中，蒲松龄常常捕捉到故事的题材和素材。后来蒲松龄干脆立了一个“规矩”，哪位行人只要能说出一个故事，茶钱他分文不收。于是有很多行人大谈异事怪闻，也有很多人实在没有什么故事，便乱造胡编一个。对此，蒲松龄一一笑纳，茶钱照例一个不收。也不知道耗去了多少茶钱，蒲松龄攒集到许多故事素材，最后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和生活经验，将许许多多牛鬼蛇神、妖魔狐仙充实、完美成一篇篇小说。

蒲松龄以茶换故事一事又通过许许多多的行人传播而声闻遐迩，于是又有许多人虽不曾喝过蒲松龄一口茶，却纷纷将自己的珍闻捎寄给他。蒲松龄又几经修改和增补，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文言篇小说集。

李卫公“水递”惠山泉

李德裕是个颇有作为的宰相，但度量不宽。在有名的“牛李党争”中，他是李党的领袖，他与牛党领袖牛僧孺等人相互排斥、倾轧长达二十多年，最终败落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郁闷而卒。而他当朝时在生活上的奢侈过度，也遭来了非议和抨击。

宋代唐庚在《斗茶记》中讲述了一则李德裕嗜惠山之泉成癖，而不惜代价以求的故事：

无锡惠山寺石泉水曾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仅次于庐山康王谷水帘水（见张又新《煎茶水记》）。这李德裕除了雅好南零水外，还特别“垂青”于惠山泉。但无锡与京师长安远隔数千里，惠山之泉如何能得？像南零水那样请人顺便捎带则机会不常有，还得防人偷懒，弄些假冒伪劣产品搪塞。也许他想起在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时，宫廷里为了能喝到上等的吴兴紫笋茶，曾传旨吴兴地方官，每年贡茶必须一日兼程，赶在清明节前到京，是为“急程茶”。后来，李郢有诗道：“一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终于，他看到了自己身为宰相的权势，便传令在两地之间设置驿站，建起了一条惠山泉的特快专递线，从惠山汲泉后，即由驿骑站站传递，停息不得。时人称之为“水递”。这也真有点像唐玄宗时杨贵妃的千里快骑送荔枝的穷奢极欲。

后来有位僧人对李德裕说：“我已为相公通了一条'水脉'，现在京师长安城里有一眼井，其水与惠山泉泉脉相通，汲之以烹茗，那味道没一点差异。”

李德裕听罢十分惊异，问：“这井在城里什么地方？”

那僧人说：“昊天观常住库后面的那口井就是。”

李德裕将信将疑，为了一辨僧人之言的真伪，他派人取来惠山泉和昊天观井水各一瓶，混杂在其他八瓶水中，让僧人辨认。这僧人颇有些本事，他只取装有惠山泉和昊天观井水的两只瓶子，使李德裕大为叹奇。

这则故事的僧人通“水脉”一节自然荒诞。唐庚对李德裕“水递”一事评论道：“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罪戾之余（大动干戈、兴师动众以后），得与诸公从容谈笑于此，汲泉煮茗，以取一时之适（快活），此非吾君之力欤！”

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中对此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清致可嘉，有损盛德

朱汝圭嗜茶拒赡养

清代文学家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在《岕茶汇钞》一书中，记述了明代一位对茶有奇癖的老人。

这位老人叫朱汝圭，娄江（今江苏吴县东）人，是“吴门七十四老人”之一。他自幼嗜茶，打个比方就好比世人结脐于胎。他十四岁时即入岕山（即罗岕山，在今浙江长兴）采茶制茶，每年春夏两次，冒巢民给他算了下，在六十年中进山一百二十次，从未中辍过。当时有位对岕山茶极富研究的人叫于象明，号称"精鉴赏甲于江南"，并居家于岕山棋盘顶，每年其家人必亲自采制岕山茶，先后制成了庙后、棋顶、涨沙、本山等名品，冒巢民品尝后以为这些茶各有差等，但味道极真极妙，为二十年来不曾尝到的极品。

可是，有一年朱汝圭也携岕山茶来拜访冒巢民，让他大吃一惊，他发现，朱汝圭的茶与于氏之茶在味道上不相上下，但在种类上却要多出一种叫“花香”的茶。

更让人称奇的是朱汝圭嗜茶而轻家。他有位儿子在诸生中颇有点小名气，对其父也颇尽孝心，悉心赡养，但就是有一点让其父极不高兴--不喜欢喝茶。终于有一天，朱汝圭因儿子不嗜茶，觉得他一点也不象自己的后代，而宣布拒绝他的赡养。

朱汝圭以七旬之龄常常冒寒进山采茶，采回后即在街市大声叫卖。旁人经常见他一天到晚洗茶涤器，掇弄无休，完全到了一种痴迷的境界。后来又采茶供佛，金芽素瓷，精心治办，以求他生受报，往生“香国”。采茶供佛、为佛事，东西方均无此典，故始于朱汝圭。

智常不让南泉吃茶

北宋禅僧道源编撰的《景德传灯录》（成书于北宋景德年间，即1004年-1007年）记载了不少有关僧人饮茶的故事。其中卷七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禅师智常与南泉一同行脚，有一天，两人要相别了。临别时，他俩煎茶品茗，作最后的一会。烧茶时南泉问智常道：“从前与师兄研讨的一些禅语，彼此都已明白了，今后如果有人问起悟道大事，我该怎么回答？”

智常看着眼前一片地说：“这块地方太适宜建一座庵堂！”

南泉说：“筑庵的事我们暂且不谈，这个悟道大事该怎么办？”

智常一听，猛然将正在煎茶的茶铫打翻，自顾站了起来。

南泉不解地说：“师兄这是干吗？你已经喝了茶，我还没有喝哩！”

智常却说：“说出这样话的人，一滴茶水也不能享用！”

禅宗讲悟，既然是悟道之事，就该自己去悟，而不应该去问，比如一块旷地，为什么适宜建庵，也要自己悟，问旁人是问不出来的。智常见南泉相问悟道之事，便知平时两人所商讨的禅旨机语他根本没理会，白跟他费了许多脑筋、口舌，于是一怒之下，打翻茶铫，话说是不让他享用茶水，实际意思却是不值得与他讲禅。

智常禅师，生卒年未详，约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在世，俗姓陈，江陵（今属湖北）人。得法于马祖道一禅师，元和年间（806年-820年）住庐山归宗寺。他目有重瞳，曾用药去除，致双目皆赤，故人称“赤眼归宗”。圆寂后唐文宗谥号至真禅师。

南泉禅师法号普愿（748年-834年），俗姓王，郑州新郑（今属河南）人。得法于马祖道一禅师，后住池阳（今属安徽）南泉院，故称南泉禅师。南泉后成禅学大师，善于启发后学，他的示众之语曾在各地禅院中广为流传

重风雅倪云林绝交王孙

宋人于茶之道讲究在制茶和烹茶上，所以有宋一代贡茶辈出，名茶广布，并且还出现了极具技巧和艺术特色的斗茶和分茶等茶艺。而明人则似乎更是讲求品饮上的境界，注重碗中盏里的意味。这一点从元明之际的倪瓒身上可以看到最早的迹象。

倪瓒（1301年-1374年），元代著名画家，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原名珽，字元镇，号云林。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

倪瓒性情孤僻狷介，绘画上则讲求表现胸中逸气，其“茶道”之追求也然。明代顾元庆的《云林遗事》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倪瓒素好饮茶，曾居于天下第二泉惠山泉之畔，经常研茶鉴水。有一天，他忽有心得，用核桃、松子肉和以一些真粉，做成园林假山叠石形状，置于茶汤之中，雅号“清泉白石茶”。于是，倪瓒的清致之名噪于一时。

有位叫赵行恕的人乃是宋朝宗室后裔，因为仰慕倪瓒这种品味，有一天便亲自登门拜访。

因是王孙之辈临门，倪瓒便大礼相迎，延请上座后，叫童子供上“清泉白石茶”相待。

此茶之品，在于品泉之清，品“石”之白，体味倚石之茗，晃如蕉影之韵，感悟明泉之清，犹以静心之适，品出一个林泉之中的闲情逸趣。

但是，赵行恕显然不是一个“茶人”，他像喝大碗茶似地大口连啖。这在倪瓒看来，无疑是“牛饮”。

一番盛情雅意迎来的是如此粗俗之举，令倪瓒怫然离案，变色道：“我因为你是王子王孙，所以取出这样的好茶来款待你，谁知你对茶之风韵致味一丝不晓，真是个俗物！”说罢，挥手送客。

从此，两人再也不相往来。

明代江南士人曾以家中有无倪瓒画来判雅俗和清浊。正如他的绘画格调和创作思想对明清两代文人画的影响一样，其茶道境界也为后人所推崇，影响了后世明清文人茶的特点

周武王茶称贡品

唐人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即炎帝）”，并且还引述了《神农食经》说，常常饮茶，使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但有关神农氏之事毕竟太遥远，仅仅是传说而已，而且《神农食经》为何人所作、何时所写，也无可查考，所以，饮茶始于神农氏之说，并非确凿之事。就现在已知的可信文献史料来看，第一个把茶当回事的要算是周武王姬发了。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姬发率周军及诸侯伐灭殷商的纣王后，便将其一位宗亲封在巴地。这是一个疆域不小的邦国，它东至鱼复（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西达〓道（今湖北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北接汉中（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南极黔涪（相当今四川涪陵地区）。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天子）上贡。《巴志》中为我们开具了这样一份“贡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鴙、黄润鲜粉。

既是贡品，一定珍贵。但巴王上贡的茶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巴志》在这份“贡单”后还特别加注了一笔：“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专门有人培植的茶园里的香茗。

《华阳国志》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作者是东晋时代的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是一个既博学、又重实地采访的司马迁式的学者，他根据非常宏富的资料，于公元355年前撰写了这本有十二卷规模的书。

周武王接纳了茶这宗贡品后是用来品尝、药用，还是别有所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从《周礼》这本书中似可探知这茶还有别的用处。《周礼·地官司徒》中说：“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即古茶字。掌荼在编制上设二十四人之多，干什么事呢？该书又称：“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原来茶在那时不仅是供口腹之欲，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礼大事时的必不可缺的祭品，必须要有专门一班人来掌管。

此外，《尚书·顾命》中说道：“王（指成王）三宿、三祭、三诧（即茶）。”这说明周成王时，茶已代酒作为祭祀之用。

由此可见，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时，即已有了相当高的地位。而在《诗经》中，“荼”字何以屡屡出现在像《谷风》、《桑柔》、《鸱鸮》、《良耜》、《出其东门》等诗篇中，便不足为怪了。

奚陟摆茶会

茶道兴起于唐代。

与陆羽同时代的太学生封演在他撰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说：“因鸿渐之论（即陆羽《茶经》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最早提到“茶道”一词的记载。按封演的说法，最先总结和阐述“茶道”的是陆羽。

但是，当时“茶道”在生活中是如何具体展现的，却很难找到详尽的文献记载。只有北宋之初宋太宗敕撰的《太平广记》记载的奚陟摆茶会一事，尚可见唐代“茶道”之一二。

奚陟为唐代宗大历末年进士，唐德宗时累进中书舍人，也为陆羽同时代人。

《太平广记》所说的奚陟摆茶会一事即发生于陆羽宣扬茶道之时。这则故事说：

奚陟成为吏部侍郎的时候，饮茶已为世人所推崇。奚陟这人本性奢侈，他备置了一整套在当时即使是公卿之家也不见得会有的稀奇而精致的茶具，如风炉、越瓯瓷盏、碗托和角匕等。

有一天天气正热，他邀请了官署里的一批同僚来家中大厅里举办茶会。当时来的客人有二十多人，奚陟坐在东侧首位，奉茶劝进的人却从西侧的客人处开始敬茶。二十多个人喝茶却只有两个茶碗，茶量又很少，客人喝茶时还不时嬉笑、闲谈，所以茶碗的传递越发慢了。

由于天热口渴，奚陟望着迟迟不过来的茶碗，渐渐烦躁起来。正在这时，一位不知趣的下属抱着一大堆帐本和笔砚进来，摆在奚陟前面的案桌上，要他签押。奚陟打量这人，只见他满脸油汗，长得又胖又黑。正处极度焦躁的奚陟厌恶之意油然而生，猛地一把将他推开，怒道：“拿到那边去！”这位不幸的下属冷不防被猛推一把，人与案桌一起翻倒在地，砚墨四溅，他的脸上以及那些帐本都被染得乌黑一片，众人大笑。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个茶会非同一般，而是很有些讲究的，比如要有一套很精致的茶具，二十多个人分坐在东西两侧，由专门的奉茶人按一定秩序为客人敬茶，客人只用两只碗悠闲地喝着，而且茶量不多。两只碗喝茶到底是像浓茶那样传递着喝呢？还是用两只碗替换着点一碗，喝一碗呢？这虽然不太清楚，但熟知现代日本茶道的人一定会看出，这茶会的礼仪和日本茶道中的一些“做法”是有相似之处的，如对茶具的重视、主客座位的位置、专门的奉茶人和敬茶的秩序等等。日本茶道从这一记载中似能看出其渊源。

当然，奚陟所摆设的这次茶会，离真正意义上的茶道还相距甚远，仅具茶道之形式，而无茶道之境界，更无茶道之精神，以这场茶会的主人溪陟的最后行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孙皓以茶代酒

晋朝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吴王孙皓每次大宴群臣，座客至少得饮酒七升，虽然不完全喝进嘴里，也都要斟上并亮盏说干。有位叫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特别优待，担心他不胜酒力出洋相，便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

这件事出现在该书的《吴志·韦曜传》。韦曜字弘嗣，原名韦昭，陈寿为了避晋武帝之父司马昭的违，所以改为韦曜，吴郡云阳人，以博学多闻而为孙皓所器重。

但孙皓却是一个暴君，他是吴国的第四代国君，也是末代君主，在位之前被封为乌程侯，景侯死后他继为国君，性嗜酒，又残暴好杀。当他对韦曜颇为欣赏时，可以酒席之间暗中作弊，偷偷地用茶换下韦曜的酒，使之得过“酒关”。但是当韦曜一旦违逆其意，便翻脸不认人，拔刀以对。

韦曜为人却是耿直磊落，他可以在酒宴上暗地里玩些“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的把戏，但一旦事关国是，却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于是当他在奉命记录关于孙皓之父南阳王孙和的事迹时，因秉笔直书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触怒了孙皓，竟被杀头送了命。

但是“以茶代酒”一事直到今天仍被人们广为应用，并称得上是一件大方之举、文雅之事，这无论是孙皓还是韦曜，都是始料未及的。

在此顺便再提一下，孙皓早先被封为乌程侯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南）也是我国较早的茶产地。据南朝刘宋山谦之《吴兴记》说，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产“御荈”。荈即茶也。一般学者认为，温山出产“御荈”可以上溯到孙皓被封为乌程侯的年代，即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年，是年景帝死，孙皓立）前后，并且还有当时已有御茶园的推断。

隋文帝饮茶治头痛

在南北朝之前，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来看，饮茶之事以四川和江南地区相对为多，这与我国茶叶生产以长江流域以南地区为主相关。而在黄河流域，尽管三千多年前蜀人曾向周武王贡茶，还有春秋时齐国晏婴食茶之说，但从《洛阳伽蓝记》中那则王肃"酪奴"的故事以及其他很多文献来看，北方黄河流域的茶事相对要落后。

那么，黄河流域饮茶要到何时才比较普遍呢？隋文帝杨坚在此是个“关键”人物。

杨坚（541年-604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北周武帝时袭爵隋国公，大定元年（581年）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朝大军渡过长江天险，攻占陈都建康（今南京），俘获后主陈叔宝，陈朝灭亡。至此，西晋末年以来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这是隋文帝的一大历史功绩。

茶之行世，常以廉俭为本。而据史籍记载，隋文帝勤于政务，自奉甚俭，茶却也侍于左右。《隋书》中曾记有一个颇为怪诞的事：某夜，随文帝做了个恶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后来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服之以后果然见效。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当时人们竞相采啜，并有一赞云：“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意为做人苦心钻研孔子的《春秋》，殚精竭虑去演绎谶书《河图》——想出人头地——还不如有许多茶喝来得快活。

南朝齐武帝也是一个尊茶的君主，并明文规定天下无论贵贱，有祭奠必须供茶，但因南齐地偏南方，其上行下效的影响和成效却远不如隋文帝。隋文帝一统天下，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局面，南北的饮茶等风俗文化才得以迅速交融。而且以他帝王之尊而嗜茶（《隋书》的记载过于神化），于是普天之下（尤其是黄河流域）茶不再被卑视为“酪奴”。从茶文化角度来看，隋文帝同样立有一大历史功绩，尽管他当时对饮茶未必自觉，对其历史功绩也未必有意识。

茶之品鉴，唐始流布。陆羽称神，茶经作书。

逮宋奢靡，君臣乐乎。茶艺工绝，茶人辈出。

嗜茶者名号种种

南北朝时，从南齐逃到北魏的王肃因茶量颇好，而被蔑笑为“漏卮”，当时因嗜茶者罕有其闻，所以有关嗜茶者的绰号、名号也凤毛麟角，除此之外，更难找出第二个来。

但是茶事自唐代兴起之后，嗜茶者日众，而其绰号、名号也随之而来。

唐代诗人中嗜茶最著名的要算是卢仝了，他有一篇题为《走笔谢孟谏议宪新茶》的诗，写品饮七碗茶而后飘飘欲仙的感受，很是生动、传神。诗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神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对这首诗是颇为得意的，对嗜茶也颇为自豪，他给自己取了绰号叫“癖王”。

有趣的是这“癖王”当时还有一个“对子”，叫作“怪魁”。那是同样对自己沉湎于茶颇自负的诗人陆龟蒙为自己取的绰号。

晚唐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也最好饮茶。有一次，别人请他来尝新到的柑桔，并准备了盛宴。谁知他一到，也不对桌上的时鲜珍馐瞧上一眼，却一个劲地急呼要茶喝。急切之下茶盏没有，主人只好以巨觥盛茶相进。喝完了之后，他诗兴勃发，信笔写道：“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众人取笑说：“此师固清高，而难以疗饥也。”在这里，“苦口师”既是指茶，更是称皮光业。

五代时江南有位叫文了的僧人，因擅长烹茶，称绝一时。后来他云游荆南，在当地表演烹茶技艺，为人欣赏，称他是“汤神”。但到后来他茶艺卓绝而被封为华亭水大师时，人们又叫他是“乳妖”。神、妖居然一身兼。

宋人陶穀在《荈茗录》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宣城何子华在剖金堂宴客，席间，他取出一幅严峻所绘的陆羽像说：”世人常把过于迷恋骏马的人叫作'马癖'，把迷醉在钱里的人称作'钱癖'，把耽于子息的人称为'誉儿癖'，把热衷于读书的人叫作'《左传》癖'，那么像这位老者（指陆羽）沉湎于茶事，该叫什么癖呢？”客人杨粹仲接过话题说：“茶是珍贵之物，但它还是草，可以说是草中之甘。像陆羽这样精于茶道的人，我们宜追称他为'甘草癖'。”此言一出，满座称好。

宋人曾几为自己取了个别号，叫“茶山”。明人许应元也给自己取别号叫“茗山”。都想取出宏大声势来。

明代之初有位宁波知府叫王璡。有一次，一位手下人来拜会他，他具茶相待。谁知这人来是为别人做说客，令他十分不快，大呼侍者：“撒茶！”于是人们就叫他是“撒茶太守”。

明代还有一位包山（今属江苏）人张源，志甘恬淡，性合幽栖，因而世称“隐君子”。但他偏又是一个嗜茶如命者，不但耽于汲泉煮茗，而且竭精殚思几十年，将研茶心得著成《茶录》，于是人们又称他为“瘾君子”。

茶人名号，凡此种种。明月清风，尽在杯中。吾水既好，吾器既工。盛极而衰，几近途终。一代茶圣，吴氏觉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