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救亡中的话剧运动

史剧的空前繁荣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出现了一个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其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阳翰笙。此外欧阳予倩、阿英、陈白尘、吴祖光等，都创作过颇具影响的历史剧。

在众多的史剧中，以郭沫若的《屈原》最为著名。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人，素有浪漫主义诗人之称。郭沫若在创作剧本《屈原》时，才思泉涌，激情狂泄，仅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这部五幕剧便告成。

剧一开始，即写诗人、政治家屈原以橘喻志，教育学生要保持高洁的灵魂。此时，屈原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已为楚怀王采纳，而秦国的使者张仪见自己的政治目的难 以实现，便鼓动如簧之舌，挑唆南后。他使南后相信，楚国之所以联合齐国，完全为的是两国联姻的便利，而一旦联姻成为事实，南后专宠的地位就会失去。为了固 宠，南后开始设计陷害屈原，她称病倒于屈原怀中，反诬屈原淫乱宫廷，致使怀王大怒，罢黜屈原，张仪的政治阴谋得逞了。屈原气忿难平，离家出走，他并非为一 己之悲而悲，而是痛感江山社稷面临倾覆的危险。在东皇太乙庙中，他把一腔愤懑，向着苍茫夜空咆哮，在电闪雷鸣之中，他诅咒黑暗的现实，扬言要把罪恶的世间 烧毁，迎来灿烂的光明。1942年《屈原》上演后，轰动了山城重庆。此外，40年代，郭沫若还创作了《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多部历史剧。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四川人。早期从事小说创作，后成为剧作家。《天国春秋》（1941）是他话剧创作的代表作。该剧取 材于清末发生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选取导致其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杨韦内讧作为中心内容。戏剧从天京城内的内忧外患写起，城外，清兵已围城数 月，形势危急；城内，杨韦矛盾加剧，两员大将彼此斗智较力。天朝广开科举之后，才华卓越、品貌出众的女才子傅善祥高中状元，成为杨秀清的幕僚，她博闻慎 思、温文尔雅，深为一介草莽杨秀清所赏识。在韦昌辉的挑拨下，对杨秀清心存爱意的洪宣娇，开始忌恨杨、傅的亲密关系。而当她寻衅滋事被杨秀清斥责后，内心 便充满了妒恨，遂与韦昌辉勾结，杀了杨秀清全家。面对失去理智的洪宣娇，傅善祥满心忧愤，蹈火自焚。天朝上下，杀气森森，韦昌辉也因积怨太深，同样导致了 被杀的命运。由此，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转向衰颓、困顿。

历史剧创作的兴盛，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有关。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剧作家们试图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精神的载体，以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塑 造，表现爱国者的高尚气节，以鼓舞整个民族抗敌爱国的斗志。此外，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也使得戏剧界很难直接反映现实，而只能以史喻今，借古讽今，以隐 晦、曲折的方式，抨击黑暗现实，表现民族正义。

喜剧的赫赫声势

抗 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辗转西南，迁都重庆。大敌当前，没能改变整个政治机构的腐败本性，反而引发和彰显了其成员面临末日时的贪婪，排斥异己时的凶残和 苟延残喘时的弊端。这样的腐朽统治，理所当然地引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在话剧界，一股讽刺喜剧的创作热潮出现了，其代表人物是陈白尘和老舍。

陈白尘（1908-1994），原名陈增鸿、征鸿，江苏淮阴人，中学时代受到新文学的影响，开始文艺创作。抗战时期在重庆、桂林等地从事话剧活动。194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喜剧集《后方小喜剧》。1942年他创作了喜剧《结婚进行曲》，该剧表现一对年轻人既要追求自我的人身权力，又要反抗庸俗的社 会积习，由此陷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

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是陈白尘创作于1945年的3幕剧，它代表着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最高成就。剧中，两个被人追赶的强盗躲入一所旧宅，在昏暗中沉沉 入睡，进入梦乡。梦境中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愤怒的群众推倒了县衙，县长被打伤，秘书被打死，强盗甲乙便乘机冒名顶替。利欲熏心的一帮官员也包庇他俩，为 的是坐稳自己的位子，连原来的县长夫人也接受现实，接纳骗子，以保住自己的威仪。乌烟瘴气的县衙里，活跃着一帮昏庸无耻的东西：警察局长身材奇短，却偏爱 耀武扬威，扬言要把全城的人都杀死；财政局长最善于中饱私囊和巴结奉迎，他还与县长夫人狼狈为奸，为虎作伥；工务局长人送外号“摩登贾宝玉，洋装西门庆 ”，是个不务正业的浮浪子弟……。两个强盗与这伙人混在一起，居然是浑然一体。警察局长将妹妹许配给假县长，而这位“有身份”的小姐，在汽车、洋房面前，竟也没了矜持，欣然出嫁。后来，省长大人到此地巡视，原本勾心斗角的一帮小丑又沉瀣一气，干出了许多营私舞弊的丑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来到此地的“仪表 非凡”的省长大人，更是敛财有奇招，以头痛为名专要足赤金条，待到钱袋涨满，原来的县长夫人又投向了他的怀抱。正当这伙无耻之徒春风得意时，愤怒的群众冲 杀进来，群妖的闹剧收场了，两个强盗的美梦也做完了。

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借鉴了俄国果戈里创作的剧本《钦差大臣》的喜剧构思，同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喜剧中丑角的形象造型，虽然剧本的中心内容是梦境，但故 事本身却相当完整。剧作家陈白尘，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中“虚假”的弊端。如果说在一个政权内部，弄虚作假已不可饶恕，那么以假为真，弄假 成真，则尤为可怕，它会使一切的虚假在权力的保护伞下获得存在的可能性，并蜕变成一种非正常的合理性。该剧对吏治腐败、恶人横行、庸俗无耻的社会现实，进 行了淋漓尽致地暴露和讽刺。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中国著名的小说家，也是抗战时期走向剧坛的著名剧作家。他的4幕政治讽刺喜剧《残 雾》（1939）取材于重庆的社会现实，剧中的冼局长一面高喊抗战，道貌岸然；一面贪财、好色、弄权。他不仅利用职权玩弄女性，还与汉奸勾结，为其窃取情 报。后来事情败露，他被逮捕，不得已供出了女汉奸。而此时，这位神通广大的女子，却公然到一位政要家中赴宴去了。

老舍的喜剧，语言生动、幽默、俏皮，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喜剧情境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冼局长本身是个民族败类，他寡廉鲜耻，虽捣鬼有术却毕竟有限，因此 最终还是落得个身败名裂的结局。而他的上司，那个窃据高位的政府要员，却可以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地干尽伤天害理的事。这样的人得势，正说明了国民党统治的 腐败无耻和必然灭亡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的喜剧，其成就较多地体现在政治讽刺喜剧的创作上。这是人民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否定现实的荒谬、可笑、不合理的存在的尝试，也是人们试图从心理上告别一个旧的时代的开始。

现实主义话剧的成就

中 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抨击封建统治时，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在随后的发展中，虽有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中国话剧反映时代、表现人生的写实性根基。相反，现代主义的某些艺术表现方法，在被一些剧作家吸纳之后，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有机构成因素。30年代以 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话剧的现实主义特色愈加显著。

三四十年代，夏衍以其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一系列戏剧的创作，奠定了自己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轩、端 先，浙江人，戏剧家。30年代末，他曾创作过一部多幕剧《上海屋檐下》（1937），选取江南特有的“梅雨季节”作为剧情发生的背景，写上海一幢最普通的 弄堂房子里居住的五户人家琐碎的生活和辛酸的命运，以及他们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灵魂。

被捕入狱的革命者匡复，八年后重获自由，来到好友林志成家，向他询问托其照管的妻女的下落。而此时，林志成因听说匡复已死，故已与匡妻彩玉同居。于是，三 人之间发生了痛苦的感情纠葛，并陷入了复杂而细腻的内心矛盾。彩玉欲与匡复重归于好，同时又对患难与共的林志成心存不忍；林志成心怀内疚，试图出走，又受 到彩玉的真情挽留。匡复理解了他们，他克服了自身的软弱和伤感，满怀信心，毅然远行。剧中还刻画了失业的大学生、沉沦的女性、穷困的教员、失子的老报贩等 人物，这些人与林家的人们共同谱写了一曲苦闷社会环境中的小人物交响曲。夏衍写这个剧时，尽管中日战争阴云密布，但剧中没有直白地宣传式语言，也不涉及重 大的社会事件，而是通过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反映此时期中国人的心理特征，透视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

《法西斯细菌》（1942）是夏衍抗战后期的剧作。剧中的主人公俞实夫是一位留学日本的细菌学家，中日战争开始后，他携日籍妻子及幼女回到祖国。尽管连他 家的女仆都因痛恨日本人而连带着痛恨他有一位日本妻子，故而愤然辞职，但俞实夫本人却没有意识到现实的严峻，他醉心于科研，埋头于实验室，不问政治与世 事。但是，战争却使他辗转迁移，在香港，敌人闯进了他的家门，将其实验仪器抢走，并在他面前枪杀了一位青年。残酷的战争击碎了他的科学之梦，他终于认识 到，危害人类最甚的不是显微镜下的细菌，而是猖狂于世的法西斯，这才是最需要根除的“细菌”。于是，他决心投入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消灭人类的敌人。

夏衍的剧作“严格地遵守真实的原则，具体地说，这个原则有三个方面，即生活本身的规律，人物性格发展的规律，构成作家风格的艺术规律。”夏衍从不刻意追求 离奇的情节，他善于将平凡的现实生活戏剧化，描写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在人生的艰难岁月里所显示的细腻的心理波动、含蓄的情感状态以及内在心理的复 杂性。

在抗战中，一位年轻的剧作家崭露头角，这就是吴祖光。吴祖光（1917-），北京人，30年代入中法大学，战时在重庆国立剧专任教。从1937到1947 年，他先后创作了《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少年游》等多部剧作，其中以《风雪夜归人》（1942）最为著名。它写京剧名伶魏莲生自视艺 高名重，对自身的处境感到欣慰和满足，他与官僚宠妾玉春相识，彼此互生爱慕之情。玉春出身青楼，从良后虽然锦衣玉食，但她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中的玩 物而已。她告诫魏莲生，不可安于眼前苟且偷生，应当有清醒的自知，知道“人该是什么样儿，什么样就不是人”。他们二人真诚相爱并准备出逃，无奈事情败露，一对有情人终被拆散。20年后，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两人相向而来，固执地寻找他们当年定情的地方，可是未及相见、魏莲生即死于白雪之中，玉春满怀伤痛，不 知所终。这部话剧表面看来是一部爱情悲剧，但它折射着中国社会中压抑人性、蔑视人的尊严的现实问题，剧作家在剧本中反思着“五四”以来一直萦绕在中国文化 人心中的“人的解放”的问题，张扬着思想启蒙的人文主义精神。

除夏衍、吴祖光在话剧创作方面有突出表现之外，宋之的、于伶等人显示着现实主义特色的剧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声名。

《雾重庆》（1940）是宋之的的重要剧作。这是一部描写抗战时期一群年轻人在重庆的现实环境中挣扎、沉沦的悲剧。尽管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心怀理想，但 现实却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只得苟且度日。苔莉成了交际花，林卷纾开起了小饭铺，沙大千成了投机商，万世修成了算命先生，而老艾则在贫困中死去。剧作着意刻 画了有知识的年轻人其理想和生命被吞噬的过程，借此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的软弱性，同时对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黑暗也做了尖锐批判。

抗战期间的上海，尽管落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之中，但广大话剧人并不屈服，他们利用英、法、美租界这些尚未沉没的孤岛，顽强地开展了“孤岛戏剧”活动。于伶创作的《夜上海》（1939）是“孤岛戏剧”的代表作。它描写了爱国乡绅梅岭春一家避难沪上的种种不幸遭际，以及他们逐渐觉醒，鼓足勇气，与敌人抗争 的过程。剧作还侧面表现了穷人的苦难、舞女的无奈、汉奸的伎俩、游击队的斗争等等。《夜上海》摒弃了抗战中一度兴盛的宣传剧、报导剧的简单化倾向，真实地 描写时代环境和现实人生，挖掘了在国破家亡的境遇下，普通中国人的心路历程。除宋之的之外，孤岛时期，李健吾、杨绛等人的话剧创作也取得了重要成绩。

延安和解放区的话剧

1935 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这里的 文艺力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他们的聚集地。由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因此在一个时期，便以搬演大戏、名戏为主。演出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 的《求婚》、包戈廷的《带枪的人》等俄苏戏剧，也演出过《日出》、《北京人》、《塞上风云》、《法西斯细菌》、《太平天国》等国内著名剧作。仅1938年 至1940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及其附属的实验剧团，就演出戏剧达100多场次。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在创作方面也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其中比较有影响 的有王振之的《流寇队长》、沙可夫的《团圆》、姚时晓的《棋局未定》、李伯钊等的《农村曲》等。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地区和各战斗部队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开展起来，秧歌剧、独幕剧比较流行，话剧反映现实的力度明显加强。

1943年，吴雪等人创作了多幕喜剧《抓壮丁》。它将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级官吏打着抗战的旗号，坑害百姓，营私舞弊，强行抓丁的丑剧，以喜剧和闹剧的手法加以表现，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的腐败政体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耻。

1944年，由姚仲明、陈波儿编剧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中央党校上演。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剧目。它描写抗战初期党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思 想斗争，写八路军某部联络部部长因对国民党顽固派放松警惕，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后来在正确思想的领导下，才挫败了敌人，挽救了部队。

延安时期戏剧成就的重要标志，是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优秀多幕剧《白毛女》。

《白毛女》（1945年）是一部新歌剧，但舞台风格却有类于话剧，是话剧的表现形式与民谣巧妙结合的产物。剧中，穷佃户杨白劳因欠下地主的高利贷，被逼身 亡，其女喜儿又被抢去为奴。地主将其奸污后，又企图卖掉，逼得她只身逃入深山。因常年吃不到盐，见不到阳光，致使毛发变白，成了“白毛女”。共产党解放了 她的家乡，才使她重见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个剧表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解放区的戏剧，从思想内容看，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现实，塑造了比较鲜明并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

解放区的戏剧还十分注意话剧的大众化问题，并在探索民族形式的过程中，做了有益的尝试。话剧语言力求通俗化、生活化，戏剧形式也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为前提，新歌剧与秧歌剧的出现，可看作是戏剧继承民族艺术传统，借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的结果。

解放区的戏剧，其主题思想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并且比较注重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这在当时，无疑会对加强戏剧的现实性，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