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遥寄刘新德

我的心中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给新德兄写点什么。第六届全国书展时便已承诺，直至如今仍未兑现，想来多有惭愧。

新德兄生于齐鲁大地，又迁巴蜀第二故乡，情形与右军夫子类似。若睹其面则没几许山东大汉的感觉，有的更多的是巴蜀人的精明剔透。而听其言则不失鲁人本色，快人快语，直陈己见，尤其是那嘹亮的大嗓门儿，让你对他的山东根性深信不疑。京华连床夜话，至今历历在目。他的字也有两面性，小字随体赋形，舒卷自如，机趣叠出，是巴蜀气质的；大字则开张枯劲，有几分豪气，又流露出鲁人的风度。

全国第七届中青展，新德兄的获奖作品大字对联，展后批评较多，而且多有偏颇之处。真想站出来辩驳几句，终于没有。现在想来，真的那样该是多么愚蠢。批评者是对我们负责任，他们是善意的，完全为了我们好，今天我们身边没有几个畏友、诤友了，批评者是我们的真朋友，他们的坦诚对我们来说多么可贵。我们自己也要学一点儿大家风度，不要一听批评就气炸肺，宽容地面对批评，愉悦地接受反面意见，认真修炼和提高自己不更好吗？我们一代青年书人正应该猛醒，走出书法家的梦幻。在“书法家”称谓如此廉价，满街都是圣人的今天，做所谓的“书法家”实在可怜，何况我们离书法家的距离实在太遥远。我们确实差得太多：功力、性情、学养 …… 没有一样值得炫耀。

新德兄的字太像何应辉和王镛两先生，当然他已有所意识，而开始留心谢无量、刘孟伉两乡贤的东西。这样说似乎应了凡古就好简单庸俗的观点，其实并非如此。从学习的角度，学今人学古人无不可，但就创造而言，入时与泥古同样可怕。新德兄的字的确有点儿过于入时，能够及时调整，足见他聪慧睿智，真希望他潜入更多的古今优秀书家的心灵与杰作，潜入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沃土，从而得以蝉蜕。

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语汇和个性精神实在太难了，尤以书法艺术更难，既要不践古人，又要与今人拉开距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语）何难至哉？这是说来容易，做来艰辛的苦差事，它需要数十年的磨洗与砥砺，古来有几人能渗透和踵至……记得苏东坡有首咏梅诗尤似书法创作的个性要求：“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枝。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酒晕般小红桃杏色的春态，故作而无端地绽放在玉肌似的孤瘦雪霜枝的寒心之上，报春而未改寒心，这才是梅格，同样可喻书格。这不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孙过庭《书谱》）吗？书法创作是集千家来煮一锅粥，是酿蜜不留花，新德我们这一辈如果能确切估价自己，也只在 “采花”、“乞米”阶段。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余《闺意献张水部》）。我们不是为别人活着，不必为哗众取宠而描眉打鬓。禅宗四祖道信说得好：“任心自在，莫作观行。”愿与新德兄共勉。

八、读《负暄》三话

纵观当代书法批评，大多要么无原则地胡吹乱捧，要么骂街式的当头棒喝，要么油滑地中庸…… 健康的批评极为少见，这常常使我想起张中行老人。

老人的写人记事散文是大家所熟知的，剔除一切雕绘和藻饰，纯乎篱下闲坐“摆龙门阵”一般，平实之中蕴藉深厚。用坡翁语“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价当不为过。老人文中多涉及人物的书法评点，虽三言两语，廖廖数字，却公允切当，尤中肯綮。

老人是深识书者，仅就其时与师友手泽摩挲对话，即已深入三昧。何况老人早年在北大读书，“钻故纸堆”，浏览书法文献，以包安吴，康南海《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为导游，参悟碑帖、墨迹（《负暄三话—— 学书不成》），其通晓书法可想而知。而老人却以平常心出之，用“学书不成”、“聊以卒岁”自我写照。绝无时下所谓“理论家”的狂妄与霸气，古人书论尚未读通，读两本西方美学的书还没来得及消化，便肆无忌惮地指点江山，标榜这个旋风，那个现象，比起老人的谨言慎行，实在微不足道，不知是怎样的渺小。

老人于书法品鉴，首先是知人论事，这与坡翁“论书兼及其人生平”一脉相承。书法是书家学问、才情、风度的自然流露，只有深入书家的精神生活，才能评价确当，鞭辟入理。老人评论书法是在状写人物生平中自然论及的，常常是人品、性情、才智、书法相互参证，因而能深入表里。如说太炎先生的字“倔强而不流丽”（《负暄琐话——章太炎》），短短六个字，人奇字古，灿然在目；谈黄节先生的字：“笔姿瘦劲飘洒，学米，只是显得单薄，或者是天资所限”（《负暄琐话——黄晦闻》）。从字迹论及气质性格，可谓当行。

其次就是审美胸襟开放，没有先入为主的偏执。他认为：“像样的法书，风格可以万变（大者流派不同，小者人人不同）”（《学书不成》），且不以个人好恶，否定客观的美的存在。即以他对赵、董的认识便可见一斑：“赵、董同样出二王，二王兼收古之所长而表现为今变，因为内容丰富，所以后世取其一仓一廪就可以成为小康，取什么与时代风气有关，又与个人的爱好有关，同源异流，流得路径越长，面目变化越大。正如欧是取其险劲，米是取其流动，赵、董是取其柔婉；至于功力之深，我以为，欧、米与赵、董是各有千秋”（《负暄琐话——马叙伦》）。分析细致，有理有据，毫不武断。更可贵的是，老人对一向为人所轻视的女性书法（闺秀小楷），给予肯定和重视，更见其审美立场之大，那段幽默风趣的论断尤难令人忘怀：“唐初四家的褚，无论《圣教序》还是《阴符经》，都劲而秀，用《史记〉的话形容，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还要加上顾影自怜。倪云林则有如山林隐士，也有劲秀，但更显著的是倔强，远离世俗。明清闺秀小楷，风格几乎都是清丽娟秀，看到，使人不由得想到玉楼中人的柔婉。佳公子，山林隐士、玉楼中人，都好，如果不许贪，那就只好把选择之权交给主观，也许因为我是宝二爷所谓泥做的吧，天命所限，我就选了明清闺秀小楷”（见〈负暄三话——闺秀小楷〉）。读来令人忍唆不禁。当代书坛竟尚丑拙之书，秀美一格几被扫地出门，是否应该引起反思。

再次，老人论人评书，不因权威和师友，便顺避缺失，总是得失兼论，公正客观，这是当今理论界所缺少的品格。他敬佩知堂老人⑵的学问文章，但对于他人品的过失不能原谅：“旧事难忘，有时自然会想到，吕端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也应该算作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负暄琐话——苦雨斋一二〉）。字里行间藏着深深的遗憾。评顾随书法：“字学他的老师沈尹默，简直可以乱真，据我看，是锋芒较少而脂泽较多，正是各有千秋”（〈负暄琐话——顾羡季〉）。评张伯驹书法：“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同上《张伯驹》）。准确精当，实事求是。对民间书法的定位也极中要害，即不举得太高，也不全盘否定，在《马叙伦》一文中，通过唐人写经与马叙伦作品比较，阐明自己的观点：“马先生这件手迹用小楷写，风神确是与唐人写经有相似处，不过唐人写经多经生书，工夫虽纯，终非书家，所以与马先生比，总觉得脂泽有余而筋骨不足 ”。

当代书法批评，混乱芜杂，品评标准已被践踏，甚至是非错位，黑白颠倒，这不能不让我时时想起张中行老人。